4.英雄：最後一根擎天柱的崩塌

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計陷撫順，揭開了與明王朝長期戰爭的序幕。此後，努爾哈赤揮師南下，占據遼河以東沈陽、遼陽等大小七十余城，兵鋒直指山海關。大明王朝幾易疆臣鎮帥，也未能扭轉東北邊防風雨飄搖的勢態。

山海關一失，努爾哈赤的虎狼之師便可長驅直入，要不了兩天便可抵達北京城下。關外的局勢到底怎樣，傳到皇帝和官員耳朵裏的說法各不相同。局勢越是被動，謠言就傳得越兇，這是歷史中的常態。就在京師人心惶惶之際，兵部主事袁崇煥騎了一匹馬，孤身一人出關考察。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詳細報告關上形勢，宣稱：“只要給我兵馬糧餉，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關。”

若在平日，這樣不打招呼就擅離職守，肯定是要受到嚴厲懲罰的。但朝廷正值憂急仿徨之際，而考察歸來的袁崇煥將關外局勢梳理得頭頭是道。兵部主政官員一番權衡之下，非但沒有追究袁崇煥的過錯，還擢升他為兵備僉事，類似於文職軍官中的政治部主任。既然袁崇煥已經將大話說出去了，那索性就讓他去鎮守山海關。

山海關是“天下第一關”，是防守京師的第一要塞。雖是要塞，但它根本就不具備軍事要塞的條件。它只是孤懸的一處關口，並沒有外圍陣地。若是敵軍來攻，千軍萬馬會直接沖到關門之前。如此一來，明王朝將所有的防禦力量囤積於此，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一旦戰事陷入被動，就絲毫沒有回旋的余地。山海關若是失守，來犯之敵便可直面北京城。所以在戰略形勢上，必須將防線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關就越安全，北京也就越安全。

袁崇煥極力主張築城寧遠，招致朝中大臣的極力反對。在他們看來，寧遠距離山海關太遠，根本就守不住。大學士孫承宗是個有識之士，他始終堅持不調研就沒有發言權的行動準則，親自出關巡視。在一番調研之後，他接受了袁崇煥的看法。不久孫承宗走馬赴任遼東主帥，他派袁崇煥與副將滿桂帶兵駐守寧遠，這是袁崇煥領軍的開始。

滿桂是蒙古人，驍勇善戰。從那時起，他和袁崇煥的命運就永遠結合在一起，再也分不開了。一個蒙古武將，一個廣東統帥，都是十分剛硬、十分倔強的脾氣。兩人一起經歷了多次生死患難，也有過不知多少次激烈的爭吵。一直到死，兩人仍是在爭吵。但在彼此的心中，卻又互相欽佩。那既是男人之間英雄相惜的一種情懷，又是大敵當前彼此仰仗的現實需要。

天啟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煥到達寧遠。他到任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築城，準確地說是按照他所制定的嚴格標準築城。城墻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墻墻址廣三丈。次年完工，城高墻厚，成為關外的重鎮。這座城將滿清重兵擋在山海關外長達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吳三桂把清兵引進關來，不知道還要阻擋多少年。

關外終於有了一個安全的地方。這些年來，遼東、遼西的漢人流離失所，若是給滿洲人擄去，便成了奴隸，於是關外的漢人紛紛湧到。寧遠城人口大增，明朝的防禦線向北推進了二百余裏。寧遠城不破，後金就難以沖破山海關。

孫承宗有才識、有擔當、有氣魄。袁崇煥對他既欽佩，又有知遇的感激。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能夠遇到這樣的上司極為難得。眼見他和孫承宗收復失地的共同計劃正在一步步地實現，袁崇煥度過了進入遼東後最為快樂的一段時光。他和手下將領滿桂、祖大壽、何可綱、趙率教、孫祖壽等人的戰鬥友誼，也在那些患難與共的日子裏不斷加深。

可惜好景不長，時局漸漸變壞。天啟皇帝朱由校越來越沉溺於自己的木匠事業。而宦官魏忠賢的權力越來越大，只手遮天，攪得朝堂上下一派烏煙瘴氣。大宦官早就對鎮守遼東的這幫官員心有不滿。孫承宗帶兵十多萬，糧餉很多，卻從不供奉他這個帝國的“九千歲”。不識時務只有靠邊站，魏忠賢派兵部尚書高第擔任遼東經略，撤了孫承宗的職。高第剛一到任，就要撤去關外各城的守禦，將部隊全部撤入山海關。

袁崇煥當然極力反對。如此一來，這麽多年的辛苦經營就會毀於一旦。他對高第說：“兵法有進無退。諸城既已收復，怎可隨便撤退？錦州、右屯衛一動搖，寧遠、前屯衛前就震驚，山海關也就失去保障。這些城池只要派良將守禦，一定不會有危險。”

高第根本聽不進袁崇煥的建議，他下令寧遠、前屯衛也撤兵。袁崇煥十分倔強，抗命不聽，說道：“我做的是寧前道的官，守土有責，與城共存亡，決計不撤。”高第也清楚，袁崇煥雖然是他的部屬，但此人在遼東之地經營數年，在軍隊中擁有極高的人氣和威望。若他執意抗命，自己也只能無奈地接受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