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日軍優勢的炮火面前，中國軍隊尚在雛形的輕裝甲部隊即使出現在前線也只有象征意義。

而中國的裝甲列車部隊，此時是單獨編制在交通兵之下的。（下面的資料來自老拙和逸雲三洲網友，特此鳴謝）北平號隸屬於交通兵第2團。這支部隊的前身，是周士第領導的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使用從蘇聯進口的兩列裝甲列車，後來發展成葉挺的獨立團，一度是共產黨領導的鐵杆武裝。不過，由於國共分裂，到1932年，這支部隊已經完全為國民黨控制，轄鐵道大隊二、汽車大隊一、電雷大隊一、水雷大隊一，專門負責對南京—上海間鐵道的巡邏保衛工作，有時也派出裝甲列車充當高官的專列。交通兵2團的指揮官是首都鐵甲車司令蔣鋤歐。

1930年4月，蔣介石在部署與馮閻作戰計劃的報告中說：“首都交通兵第2團斯勵，首都鐵甲車司令蔣鋤歐（率）湖廣、北平、雲貴、長城、太平、民生、西平、山東、泰山、民權各甲車（部署於）漢口、徐州、浦口、濟南、開封、鄭州。”可見當時蔣軍通過吞並軍閥武裝，擁有的裝甲列車至少已有10列之多，以上還不包括最初從蘇聯進口的兩列裝甲列車。這種裝甲列車可能的形態如下：由九節列車組成，其中第一節為平板貨車不裝甲，用於趟雷破障，上載鋼軌、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時鐵道被破壞可立即修復；第二節為炮台車，車廂裝甲，共分兩層，下層安裝重炮（因中國軍隊缺乏重炮多不裝，而改裝重機槍），上層有圓形炮塔，安設迫擊炮或山炮；第三節為裝甲機槍車，在車廂兩旁有機槍射擊口；第四節為機車；第五節系指揮車附餐車，用頭等客車外掛裝甲；六七九節和前一二三節相同。第九節前，另掛鐵悶子車一節為第八節，內可運載兩排步兵作為掩護部隊。各節車都無門窗設備，二至七節直接通行，車身塗迷彩油漆。但是，這種布置不是一成不變的，實戰中經常會根據需要改換列車的節數和搭配。

蔣鋤歐戰時並不直接指揮鐵甲車，各裝甲列車通常配屬各部作戰。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2團的鐵甲列車當時還是中共軍委特科的“京滬情報轉運專車”。

1931年底，上海中央軍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報網絡。在很短的時間內，王世英就發展了王昆侖（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左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總幹事）等一批情報關系，獲得的情報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須每周從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軍委匯報。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滬線上的國民黨特務、警察搜查得很嚴，這樣頻繁地來往於南京、上海之間，難免出事。

鐵甲車隊有個隊長是王在黃埔軍校四期的同學，於是王世英找到這個隊長。這個隊長整個就是《潛伏》裏的謝若林，不管主義，只做生意，利用鐵甲車來往京滬的便利走私鴉片。他對王世英說：“我不管你是真做買賣還是假做買賣，只要不聲張就行。”從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國軍的鐵甲列車，去上海向軍委傳遞情報，直到1933年2月調回上海，接手負責中央特科和紅隊。

如果深究起來，這列北平號裝甲列車，很可能就是張宗昌為其白俄部隊建造的“北京號”裝甲列車，曾在軍閥混戰和北伐戰爭時期十分活躍。在美國人丹·赫爾曼所作的《白膚色中國官員》一書中，曾經用當事人目擊的記錄描述了北洋軍閥部隊一列裝甲列車的命運。當北伐軍與起義者攻占上海時，這列“燕京號”或者“北京號”裝甲列車滿載孫軍敗兵和官員試圖沖入租界避難，結果被北伐軍炮火擊中翻車，後逃跑向租界的人員又遭到“暴動者”的截擊，全軍覆沒。據此，這列裝甲列車可能在上海迎接北伐軍的起義中被起義人員俘獲。1928年，國民政府將北京市改名為北平市，這列裝甲列車大約就在此時改名，此後一度由唐生智部使用。1929年12月唐生智在平漢路起兵反蔣時，他手上有五列鐵甲車：民生、民權、平等、泰山及北平號，以蔣鋤歐為鐵甲車司令。但蔣鋤歐無心內戰，不久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碼，向南京輸誠。唐生智戰敗後，蔣鋤歐成為南京政府的鐵甲車司令，受到蔣介石的重用。

交通兵2團直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按說十九路軍發起淞滬抗戰，南京政府方面並沒有全力支持，那麽，屬於交通兵2團的裝甲列車怎麽會支援十九路軍的戰鬥呢？

一種看法是，交通兵2團的4列鐵甲列車擔負著京滬線日常巡邏任務。估計當時交通兵團的鐵甲列車正好巡邏到上海，趕上“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並遇日軍裝甲車攻擊淞滬鐵路，於是投入了戰鬥。另一種看法是，京滬鐵道上的裝甲列車是接受雙重指揮的，除了總司令部可以調動，淞滬警備司令部也可以指揮它們。一二八時的淞滬警備司令是蔣光鼐，此前為陳銘樞，都是十九路軍色彩濃厚的將領。據考證，1月23日十九路軍下達作戰計劃時，曾將鐵道炮隊（即裝甲列車）配屬給78師使用。從這一點看，後一種看法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