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七章 不可再現的魏晉風流（第2/4頁）

和我們的想象不一樣，士族社會中，選拔人才，靠的主要不是官員政客的權力交易，而是家族聲望。一個家族的文化積累和門風傳統，是評價一個人的最重要標準。比如“（魏元）帝欲以（荀）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眾望。’於是拜組為司徒。”也就是說，這個家族舊望清重，此人又忠勤顯著，這兩點決定他應該被委以重任。

個人的前途建立在家族名望的基礎之上。因此，各大家族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文化積累和文化名望的競爭。正如錢穆先生指出的，許多門第之家綿延百世，背後支撐的是學術的力量：“一個大門第，決非全賴於外在權勢與財力，而能保泰持盈達於數百年之久；更非清虛與奢汰，所能使閨門雍睦，子弟循謹，維持此門戶於不衰。當時極重家教門風，孝弟婦德，皆從兩漢儒學傳來。”確實，從漢末到東晉初年，那些單純憑權力和財富而能世代沿續的大姓門第不多。經歷動蕩而留存下來的家族，基本都是憑名望服眾的士族。許多教育傳統良好的士族之家累世相傳，根深葉茂。比如潁川鐘氏從漢代的鐘繇到唐朝中葉500年間，世系不斷，幾乎每代都有官宦。

這種情況導致世家大族對教育無不極其重視，為保持自己的文化優勢無不殫精竭慮。士族為了傳承家族精神，制定了林林總總的家誡、家訓、門律、門範、素範，家長辭世，也往往留有遺言、遺令、遺命。南北朝集大成的《顏氏家訓》一書，就是士族家族教育的經典。王伊同在《五朝門第》中說：“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處事，有以見異”，“巨宗重臣，鹹有訓誡”。這些世家大族的文化積澱和教育水平，確實不是一般人家能比擬的。新起的家族門風教養與舊門也就是歷史久遠的家族相比一目了然。《世說新語·簡傲》記載：東晉時，謝奕、謝安的弟弟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於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雖然謝氏在東晉已經是一流高門，但因門第晚出，仍然會被舊門阮氏公然蔑視。人們對門第的重視和對暴發戶的蔑視，無非就是因為其文化根基、家風和教養的不同。

因此，士族社會中，上層文化可以以家族為堡壘，一脈相承，越積累越深厚越精微，傳遞數代之後，上層文化的精神氣質越來越呈現貴族文化的特質。在中唐以前，以榮譽感為核心的上層文化一直是士族社會的主流文化，整個社會保持著強烈的文雅特質。而文化世家也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優秀人才，比如東漢的那些著名宰相與東晉的王謝家族。甚至直到唐代，最有名的二十三位宰相當中，絕大多數仍然是出身士族。

這是“魏晉風流”產生的不可忽視的文化背景。

在整個士族社會階段，魏晉的精神風貌最為特殊。魏晉士人的精神風骨，在從秦朝到晚清幾千年間，獨一無二，空前絕後。

魏晉士人縱性任情，飲酒嘯歌，其風度一直被後人追慕。孫登布衣蔬食，絕人間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發自覆”，阮籍“或閉門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

許多士人的縱情越禮達到怪誕駭俗的程度。歷史上最有名的片斷，是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之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阮修則“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這些都令後世讀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們公然蔑視禮法，阮籍當眾放言：“禮豈為我輩設也！”他在《大人先生傳》中說出這樣大逆不道之言：“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他們中的很多人視仕途為汙穢之地，在權力面前表現出的傲慢令人吃驚：為拒做官，嵇康忍痛與山濤絕交；為拒權貴，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晉書·王羲之傳》說：“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吏部尚書實在是不算低了，而且還是頻招，可王羲之卻“皆不就”，傳統中國社會以功名利祿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體系在魏晉時代坍塌了。

從這些言說、舉動和故事中，我們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戰國時代士人的傲視天地和獨立不羈。如果說士族社會中的漢朝和唐朝更像貴族時代的西周，整飭有序，禮樂輝煌，文化雍容大度，那麽魏晉就像貴族時代的春秋戰國，是一個個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極富創造力的時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魏晉時代的社會背景，與春秋戰國時代高度相似：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後，緊接著就是司馬氏建立西晉王朝，新王朝立足未穩，就爆發了“八王之亂”。永嘉之後，北方陷入十六國割據，江左出現了東晉政權。淝水之戰之後，南北對峙局面正式形成。其後則是南朝、北朝政權的不斷更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