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始皇革命 憤而崛起

秦的崛起確實始於變法，而變法是被逼出來的。

這一點，秦孝公在他的“求賢令”中說得很清楚。他的說法，叫“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誰能“出奇計強秦”，孝公願意“與之分土”。[10]

秦，真被諸侯看不起嗎？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戰，秦既是參戰國，也是戰勝國。然而一個半月後的踐土之盟，與會的不但有霸主國晉，有同盟國齊、宋，還有中立國和戰敗國魯、蔡、鄭、衛、陳，卻沒有秦。[11]

沒有也不奇怪。事實上，秦君雖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冊封為諸侯，諸侯卻並不把他們看作諸侯，也不願意跟他們平起平坐。結果，是秦人沒資格參加“中國”的盟會，哪怕這時的秦君是穆公。後來被追認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當時恐怕是被看作暴發戶的。老牌的、正宗的華人華族，哪裏看得起這樣的“半吊子”。[12]

這當然是一種歧視。

幸運的是，面對歧視，秦人沒有垂頭喪氣，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自甘墮落，他們的選擇是奮發圖強。

圖強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視的原因。

原因也有兩個。

第一是文化落後。比方說，商鞅變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還是公公婆婆、兒子媳婦、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間屋裏。這當然多半是遊牧時代住帳篷的習俗，但在“設男女之大防”的華族眼裏就不文明。[13]

第二是政治混亂。從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晉國大夫趙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國四十年間不得安寧。一個國君（懷公）被迫自殺，一個太子（獻公）不能繼位，還有一個國君（出公）和他的母後一起被殺，並沉屍深淵。結果，是魏武侯趁秦國內亂之機，奪回了被秦穆公搶走的一大塊地盤。[14]

文化落後，當然因為他們原本是蠻族；政治混亂，則因為貴族專政擅權，國君大權旁落。因此，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

變法的具體內容，我們在《從春秋到戰國》一書中已經說過。簡單地說，就是廢領主制，行地主制；廢封建制，行郡縣制；廢世襲制，行任命制。廢領主制，原先隸屬於貴族的臣民直屬中央，人民就是國君的。廢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變成郡縣，土地就是國君的。廢世襲制，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權力就是國君的。土地、人民和權力都集中到國君手裏，當然是集權。

集權以後的國君，手裏就有了指揮棒。這根揮灑自如的指揮棒，就叫“軍功”。有軍功，農民也能封侯；無軍功，貴族也沒面子。於是秦人個個“勇於公戰，怯於私鬥”，也就是只為國君戰鬥，不為自己戰鬥；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15]

殺人機器呀？

正是。秦國的軍功是按人頭計算的，殺敵一人晉爵一級。只要拎著敵人的腦袋來，就可以邀功請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樣的“虎狼之國”，哪裏還有對手？[16]

六國之敗，也就理所當然。

顯然，沒有商鞅的變法，就沒有秦國的崛起。問題是郡縣制度非自秦始，楚、晉、齊，都比秦早。變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讀如虧），楚的吳起，也都比商鞅早。那麽，最後勝出的，為什麽是秦呢？

也許，這裏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影響，是很奇怪的。大體上說，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煩。越，就吃虧在文化太少；楚、宋、魯，則吃虧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國，魯是周公之後，楚則是撿了便宜。春秋時期，周的王子朝叛亂。兵敗之後，他攜帶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前來避難。結果，原本是“蠻夷之邦”的楚，成為華夏文明的第三個重鎮。

於是，儒家生於魯，墨家生於宋，道家生於楚。

秦有什麽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會有人來填補。填補秦國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沒有地域性的。誰肯出大價錢，他們就為誰出謀，為誰劃策，為誰賣命。李悝為魏相，申不害為韓相，吳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為奇。

然而最適合法家的還是秦。

法家在先秦諸子中是比較異類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義者和復古主義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東周。法家卻是實用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他們的主張，是面對現實，規劃未來。因此，道家講天道，墨家講帝道，儒家講王道，法家講霸道。

法家講霸道，秦國要圖強，自然一拍即合。

何況秦的民風原本彪悍質樸。直到戰國，他們的藝術也不過是敲瓦罐兒再加吼唱。這說明秦人並沒有被華夏文明雅化。沒有雅化，也就沒有軟化，正好訓練為生產工具和殺人武器。甚至就連秦的人才匱乏也成了優勢，因為可以招聘四方，廣納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結果，則是進一步打擊了貴族，加強了君權，可謂一箭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