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時代 誰的東晉

公元318年也許是劃時代的。前一年，西晉最後一個皇帝被殺。這一年，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為東晉元帝。下一年，匈奴“漢國”皇帝劉曜更改國號，是為前趙；羯族將領石勒稱王建國，是為後趙。

從此，東晉據有江南，前趙據有關中，後趙據有關東，南方和北方都換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當家。

胡族和士族，是書寫這段歷史的兩支筆。

南方成為士族的天下並不奇怪，因為東晉的第一個皇帝司馬睿並沒有多少政治資本。他能夠建立流亡政府並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擁戴和支持。更幸運的是，這些士族還有一個高明的政治家作為主持人。

他就是王導。

王導出身名門望族，瑯邪人（瑯邪讀如郎牙，也寫作瑯琊，在今山東省臨沂市），跟原本是瑯邪王的司馬睿是老朋友，東晉帝業其實出自他的深謀遠慮。王導很早就看出中國將亂，便勸司馬睿謀得安東將軍職位，渡江移鎮建鄴（晉湣帝時改名建康），為將來做準備。[16]

事實證明王導很有遠見。九年後，西晉果然滅亡。北方士族沒了故鄉，南方士族沒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兩方面都舉足輕重的大族紛紛南下（史稱“衣冠南渡”），流亡的難民雲集建鄴（建康），建鄴成為另一個洛陽。

司馬睿的稱帝，似乎順理成章。

然而初來乍到的司馬睿卻沒什麽威望。北方士族對他沒有信心，南方士族對他心存疑慮，就連司馬睿自己也覺得寄人籬下，頗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導。

王導很清楚，中原必將淪陷，晉室不可復興，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與北方胡族劃江而治。如此，或許還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華夏文明的薪盡火傳。

這就需要有一個司馬家族的人來當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維持“華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後者，新政權才不至於是空中樓閣。

永嘉之亂後，中原世族南遷主要有兩條路線——遷往長江下遊與長江上遊。青徐之地的上層階級，多遷往首都建鄴附近，而殖產興利，則在會稽、臨海之間的區域。次等氏族為避開江左名宗，則遷往京口、晉陵（今江蘇）一帶。南陽、新野地區（今河南）的次等氏族及雍秦流民，則遷居襄陽（今湖北），形成一個由中層社會階級組成的強大的武力集團。

可惜這很難。北方士族視江東為“蠻夷之地”，視南人為“亡國之余”（孫吳政權的殘渣余孽）；南方士族則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們侵犯自己的地盤和利益。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成為關鍵。

為此，王導殫精竭慮。他甚至學會了說吳語，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樣堅持只說洛陽話。他又發明僑寄法，在南方士族勢力較弱的地區設立僑州、僑郡、僑縣，相當於北方豪門在江東的特區和領地。這就兼顧了雙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爭取到了南方士族領袖的支持。[17]

比如顧榮。

顧榮出身吳郡四大家族，祖父顧雍是孫權的丞相。由於王導的努力，顧榮率先向司馬睿表示擁戴和支持，而且兩人有過一次意味深長的對話。

司馬睿說：寄居在別人的國土上，很是慚愧。

顧榮則跪下來回答說：王者以天下為家，請陛下不必對遷都一事過於在意。[18]

這其實就是一種默契了。司馬睿代表新政權和北方僑居士族承認江東的真正主人是當地土著，顧榮則代表江東土著士族承認司馬政權是華夏正宗，並與之合作。從此南北一團和氣，東晉和南朝的基業也由此奠定。[19]

王導成功了。

顯然，沒有王導，就沒有東晉。

對此，司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請王導跟他同坐禦床，接受百官朝賀。王導只好謙恭地推辭說：如果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將如何瞻仰？

司馬睿這才作罷。[20]

不過，王導沒有與東晉皇帝並尊，晉帝也無法與王家爭權。東晉初年，行政權在王導手裏，軍事權則由王導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導內執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實際權力絕不在皇室之下，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東晉究竟是誰家的，豈非一目了然？

實際上，君臣共治是東晉一朝的特色，只不過這個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參與政治的權臣也不僅王導一家。準確地說，東晉政治是高級士族輪流坐莊，權威和影響最大的則是四大家族（以執掌朝政先後為序）：

王氏：王導；

庾氏：庾亮；

桓氏：桓溫；

謝氏：謝安。

舊時王謝堂前燕，即此之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