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太宗 新政治

貞觀八年（634），帝國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名叫皇甫德參的中牟縣丞上書朝廷，歷數皇帝的三大錯誤：修宮殿勞民傷財，收地租與民爭利，宮女梳高髻帶壞了社會風氣。縣丞只是從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參的話也未免過分，於是太宗勃然大怒：這家夥什麽意思！難道要朕一個人都不用，一分錢都不收，宮女都剃光頭，他才稱心如意嗎？

據此，皇甫德參該按譏諷和誹謗定罪。

出來說話的又是魏徵。

魏徵說，自古以來，上書都是言過其實的，因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馬上明白過來。他說，朕如果治這個人的罪，以後誰還再敢說話？

於是，賜皇甫德參絹二十匹。

魏徵卻說：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夠開闊。

唐太宗又明白了，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將皇甫德參提拔為監察禦史。監察禦史正七品，而且是專職監察官員，享有不必請示匯報就可以直接進行彈劾的獨立監察權。任命皇甫德參為監察禦史，表明皇帝是真心願意聽取意見。[36]

門窗一開，清新的空氣便吹進朝廷。

這其實並不容易。畢竟，皇權的使用沒有法律限制，輿論的監督也沒有制度保障。在這樣一種前提下，要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和風氣，為君者固然需要氣度和雅量，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氣，還需要技巧和智慧。

對此，魏徵有著清醒的認識。

貞觀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報告：魏徵為人處世不拘小節，影響不好。魏徵卻說：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跡。如果都拘泥於小節，國家是興是亡就不好說了。

唐太宗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機說：願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驚異。

他問：忠與良，有區別嗎？

魏徵說：當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見，不考慮對方能不能接受，結果自己丟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惡名，並不可取。正確的做法，是讓君主成為明君，自己成為良臣。

太宗說：很好！

接著他又問：怎樣才能成為明君？

魏徵答：偏聽則暗，兼聽則明。[37]

太宗點頭稱是，於是兩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則是：所有的批評和建議都出於公心。技巧和智慧則是：所有正確的決定都歸功於皇帝，包括貞觀年間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他曾當眾回答太宗的表揚說：臣等暢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導。否則，魏徵又豈敢屢犯龍鱗？[38]

這不是拍馬屁，反倒實事求是。

畢竟，在皇權時代，帝王才是決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點就掉腦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宮，氣呼呼地對長孫皇後說：魏徵這家夥老是當面給朕難看，總有一天朕要殺了這鄉巴佬。

皇後聽了一言不發，換了朝服向太宗禮拜。

太宗大吃一驚，問：皇後這是幹什麽？

長孫皇後回答：臣妾聽說，主明則臣直。如今魏徵這樣耿直，豈非因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豈敢不賀？

這件事當然未必屬實。但長孫皇後在他們兩人之間曾經起著調和作用，是事實。太宗耿耿於懷，魏徵擔著風險，也是事實。於是我們要問：魏徵這樣置生死於度外，除了報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還要幹什麽？[39]

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魏徵的抱負又是什麽？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承認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話來說，就是“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強調君主必須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眾的生命權和生存權。同樣用太宗的話說，就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損害人民利益滿足個人欲望，那是自殺政策。[41]

第三，主張君臣一體，共治天下。唐太宗說，沒有人真能日理萬機。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如果所有的決定都出自一人，那麽，只要一天犯一個錯誤，十天就是十個。日積月累，不亡國又更待何時？[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實際上，這也是當時的最佳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在我們這樣一個古老而又早熟的農業民族中，以及在這片廣袤而又開闊的農耕土地上，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我們只能選擇君主制，並從“三級分權”的邦國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權”的帝國制。

在此前提下，開明專制便是理想。

但這絕不能寄希望於某個開明的君主。君主的個人魅力和道德品質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從來就不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主旋律。個人政治的特點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證長治久安。因此它只適用於動亂時代（如三國）和雄主時期（如漢武帝），承平之世卻只能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