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暴風雨之來臨【蒙古入主】（第3/9頁）

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以此求進。

及後求者眾，亦絕不與。有功而無錢，事多中輟。【見續通典二十二。】又按輟耕錄卷七：“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曲承使命，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無一人應募者。”然則以納粟求進，亦只限於張裏無賴，自好者未必爾也。

蒙古的“怯薛”，略當於古代之侍衛，本以貴族子弟的資格，選當內衛近侍之任，為封建政治裏面一種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積久之後，腐敗習氣，到處彌漫，怯薛亦可以贖買得之。

鄭介夫成宗時奏雲：“‘怯薛’，古稱待衛。周禮膳夫，庖人、內饗、外饔、漿人、烹人、籩人，今之‘博兒赤’也。幕人、司服、司襲、內宰，今之‘速占兒赤’也。宮人，今之‘燭剌赤’也。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資，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

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賣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宮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升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何有窮已。”

鄭氏以怯薛擬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帶有古代封建社會之意宋。漢初郎官入仕，亦與怯薛差似。惟漢代經董仲舒、公孫弘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補郎，遂將封建意宋改革。蒙古則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爛。【又按：怯薛所屬，鄭奏未盡。有為兒赤、昔寶赤、怯薛赤，主弓矢、鷹隼之爭。有劄裏赤，主書寫聖旨。必阇赤，為天子主文史。去都赤、闊端赤，侍上，帶刀及弓矢。答剌赤，掌酒。兀剌赤、莫倫赤，典車馬。帖麥赤，主牧橐駝。火你赤，主牧羊。忽剌罕赤，主捕盜。虎兒赤，掌奏樂。皆領於怯薛之長，分番更直。】

蒙古人既看不起漢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漢人、南人，而只用了他們中間的壞劣分子。【金章宗明昌四年，奏見在官一萬四千百九十九員，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金之官職亦分女直與漢人界限，惟不如蒙古之不平等。】

要之。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如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是征斂賦稅。

四、元代之稅收制度與經濟政策

因此元代稅收有“撲買”之制。【按：撲買制始於金。】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劉廷玉等請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以耶律楚材諫而止。後回回人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楚材雖力爭，竟不得。

雖以世祖為開國賢主，亦專用財計之臣，務於聚斂。【始用阿合馬（回人），繼用盧世榮，又用桑哥。】

各種商稅課額，日增月漲，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諸路課程定額四萬五千錠。十作年，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請，大增天下商稅，腹裏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錠。已視七年定額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三分取一，征一千二百余錠。至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至仁宗皇慶時，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仁宗延佑七年，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余錠。視原額幾及三百倍。延佑元年，中書右丞相鐵木叠兒言：“課額比國初已倍五十。”食貨志謂：“天歷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不啻百倍。”【蘇天爵滋溪集記兩淮鹽價，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二年增為六十五貫，至大以來遂增至一百五十貫。】

常賦外，復有“科差”，其額又極重。

元於常賦外加取於民者，太宗時尚只有絲料、丁稅兩種。至寧宗時又增包銀，世祖時又增俸鈔。

全科戶當出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俸鈔一兩，丁稅粟三石。此等皆兩額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經兵燹（xiǎn）之後，又多用中國士人，故以注意稅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於民間之農事。

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動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