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下）（第4/5頁）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沒韓陀冑及其它權幸之田，皆仍私租舊額。賈似道回買官田，亦依私租額也。

天下的租賦，，江南居其十九。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邱睿大學衍義補。】而蘇州尤甚。

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蘇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

張士誠據吳，其所署幹章、太尉等官，皆出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沒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詔減什三，猶為七鬥。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糧重處每裏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後，官田、民田，通為一則。長洲畝科三鬥七升，太倉畝科二鬥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英宗時，松江積荒田四千七百余頃，皆因重額，久廢不耕，而稅加於見戶。

以蘇州田賦與唐代租庸調制相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吳中畝甚窄，凡溝渠、道路，皆並其稅於田中。畝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過一石余。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鬥，少亦八、九鬥。以一畝租一石計之，唐租一百畝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集姑蘇歲納苗米三四十萬斛，較之明代額差十倍矣。範仲淹即南宋以東南支軍國之費，其正賦亦只有明末五之一。】

稍次於蘇州者則為松江。

宋代征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稅額，共計不過三十余萬。松江科亦同於蘇州，共計歲輸不過二十余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舊，延佑中增定賦額，蘇州征至八十余萬，松江征至七十余萬。

元末張士誠取民無藝，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洪武初，怒蘇民附張，取豪族所收佃戶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數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征糧七鬥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萬石。民困弗堪，連歲逋負。

洪武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自七鬥五升至四鬥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鬥三升至三鬥六升者俱止征三鬥五升，自三鬥四升以下如舊。建文二年下詔：“蘇、松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鬥。”如此則百畝十石較唐尚四倍。

永樂奪位，盡革建文之政，蘇、松復罹重賦之厄。宣德、正統間，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蘇州得減秋糧七十余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余萬石。然十輕二、三，較他處相去猶若天淵。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自萬歷迄明末，惟有不時額外浮增，無復寬省。然民之實完於官者，亦歲不過十之五、六。蘇、松有司，終明世完及七分者即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戶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人。】

此種賦稅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賦稅，一依明萬歷原額，定限考成，並責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隸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余兩，福建、湖廣共一百二十余萬兩。廣西僅六萬余兩，而蘇州一府，每年共銀一百一十八萬余兩，尚有米、麥、豆一百五萬余石。松江一府，錢糧每年共銀六十三萬余兩，米四十三萬余石。常州、鎮江兩府，每年銀、米亦不下數十萬。一府錢糧之數，可比於一省。蘇州一府不過一州七縣，松、常、鎮三府屬縣亦寥寥無幾，每縣錢糧多者數十萬，少者不下十數萬。【同治二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疏言：“蘇、松太浮賦，上朔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則比昆連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於沿襲前代官田租額而賦額遂不平也。”】

唐中葉以前北方的財富，到明代已全轉移到南方來。但是明代南方民眾的生活，卻較之唐中葉以前的北方民眾苦得多。

周忱論蘇、松民戶七弊：“一、大戶包蔭，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鄰境藏匿，七、僧道招誘。”太倉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裏八千九百八十六戶；至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裏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覆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余皆逃絕虛報之數。可見江南民生之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