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宋元明三代之學術】（第4/9頁）

所以做君、相、官吏，應該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責任。【要言之，並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門第或地位，而在為社會民眾盡其責任。】

如是則“師道”還應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經筵始主坐講，司馬光等不謂然。蓋司馬光主尊君，王安石則主尊道。故王安石講王霸之辨，而司馬光不謂然。後程伊川在經筵亦主坐講，謂：“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而蘇軾諸人亦非之。】

他們實在想要拿他們的一套理論與態度，來改革當時的現實。

當時一切沿隋 唐而來，還是以世族門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實際上已變，世族門第已消滅，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論與設施。

在範仲淹、王安石繼續失敗之後，他們覺悟到要改革現實，更重要的工夫應先從教育上下手。所以關 洛學者便一意走上講學的路。

範仲淹、王安石諸人，政治意宋重於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風氣，重文學，而較少嚴肅性。二程、橫渠以來，教育意宋重過政治，始不重視文學，而學術上之嚴肅性亦遞後遞增。【朱子記李侗語：“李泰伯門下議論，只說貴王賤霸。”又曰：“大抵前輩議論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如胡瑗、王安石，皆於理學家為前輩也。】

直到南宋，此意始終為講學者所保持。

呂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眾口嘩然，終見沮格。”又東萊遺集謂：“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熏蒸上騰，亦自有轉移之理。”又朱子紹熙三年與趙尚書書謂：“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眾。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又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之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發之弊。然後並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

他們惟恐“已試不信”，【朱子語。】失卻社會後世的信仰，所以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寧可犧牲機緣，決不降低理論。【此正統派的道學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東派，而陳龍川與朱子所以有義利、王霸之辨。浙學起於東萊，頗有近朔派處。朱子則洛學正統。經學、史學之辨，即義理與事功之辨也。】所以他們對於在野的傳播學術，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興宋還要濃厚，並不是他們無心於政治之革新。

三、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

他們在野事業，最重要的，便是所謂私家講學。

範仲淹、王安石諸人，本想徹底廢止科舉，重興學校。他們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學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興學非一時可企，一因限於經費，二因限於師資，三則地方長官不得其人，則學校亦難收效。因此北宋中葉以後，雖各地相務興學，然或則時興時輟，或則徒有其名，學術風氣依然在私家。

私家講學，與學校性質不同。

一因學校有經費，建齋舍，置書籍，來學者同時數十、百人，又有一相當之時間；私人講學則不然。無地無書，來者亦不同時群集，只是聞風慕向，倏去倏來，有一面數日即去者，有暫留數月者，更互相叠，此去彼來。

所以胡瑗 蘇 湖講學規模，並不能為伊 洛所襲用。

蘇湖教法，分“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講武、堰水、歷算等，使以類群居講習。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或即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蘇 湖，因有範仲淹、滕宗諒地方賢長官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余年，使來學者各成其材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