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清代覆亡與民國創建】（第3/10頁）

在這一種政治的積習與氛圍中，根本說不到變法自強。縱有一、二真知灼見之士，他們的意見，亦浮現不到政治的上層來。【郭嵩燾謂：“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

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輿百姓無輿。官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huáng），而輕言富強，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燾以此告李鴻章，李鴻章則曰：“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咨訪考究，幾二十年。（此光緒三年語。）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返，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其實即以鴻章言，恐亦未能深切了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語此者惟曾國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議論，索解人不得矣。】

一時言富強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此梁啟超語。】即僅就兵事、外交、洋務等而論，亦復反對之聲四起。【文祥光緒二年疏：“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稍識時務者亦詎勿知？乃至緊要關鍵，意見頓相背。往往陳義甚高，鄙洋務為不足言。抑或苟安為計，覺和局之深可恃。是以歷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諸事，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為之者非其實。至於無成，則不咎其阻撓之故，而責創議之人。甚至局外紛紛論說，以國家經營自立之計，而指為敷衍洋人。所見之誤，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當時一些所謂關於自強的新事業之創興，無不遲之又遲而始出現。

舉其著者，如鐵路之興築，同治季年直督李鴻章已數陳其利，竟不果行。光緒初，英人築淞滬鐵路，購回毀廢。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八十裏。六年，劉銘傳入覲，力言鐵路之利，李鴻章又力贊之，而江督劉坤一以影響民生厘稅為言，台官亦合疏反對，詔罷其議。十三年，始造津沽鐵路一百七十裏。明年，李鴻章唱議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議駭然，張之洞乃創蘆漢幹路說調停。後又中輟，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議，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滬寧路始於二十九年，京奉路成於三十一年，津浦路成 宣統三年。】

又以輪船言之，江寧條約後，外輪得行駛海上。天津條約後，外輪得行駛長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鴻章建議設輪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請，始定議。直至光緒十年，猶申明禁令，小輪不得擅入內河。十六年，有疏請各省試行小輪者，總署王大臣仍以為不可。【時江輪、海輪統名“大輪”。】待各水道外輪先後行駛，華商小輪始弛禁。【日本始有東京、橫濱鐵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會社設立在光鍺十一年。又按：歐洲機械方面重要之發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機專利權在乾隆三十四年，福爾登始造汽船在嘉慶十二年。第一道汽機鐵路之通車，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為歐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點。若中國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實仿行，先後最遠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後法拉第發明電機，在道光十一年，鄂圖氏發明內燃機，在光緒二年，而後近代機械之日新月異，變化益速。使天地為之異形，人生焉之轉觀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內事耳。中國則因有二百年來滿洲部族政權之橫梗作病，使之雖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後則激蕩益遠，於政治革命之後，繼之以文化革命、社會革命，於中國內部不斷掀起徹底震蕩之波瀾，而歐洲之科學輿機械，遂終無在中國社會保養，徐徐生長成熟之機會。過激者乃益復推而遠之，希望於驅逼中國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會愈動蕩，則科學機械之發展愈受摧抑。而中國社會之所以趕不上近世文化之階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學機械方面之落後。道路在近而求之遠，歧途亡羊，此之謂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遲遲不進，終於使當時人的目光，轉移到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問題上去。

三、晚清之廢科舉興學校

當時興學沿革，略可分為兩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緒辛醜為第一期，辛醜以後迄清末為第二期。

首先創設之學校，大抵不外乎以養成翻譯【而研究語言文字。】與軍事【而連帶及於機械制造。】之人才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