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馬鐙形狀的戒指戴鑫英口述

時 間：2002年9月29日

地 點：北京市東城區某居民樓

訪談者：定宜莊

[訪談者按](2002年)戴鑫英先生的祖先在清朝時屬於正藍旗蒙古，據他說是老察哈爾部，戴爾吉特氏。像我所見的幾乎所有八旗蒙古後裔一樣，他們現在都自報蒙古族而鮮有報滿族者。與蒙古王公貴族不同的是，他們大多數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客觀地說，他們無論從習慣、做派和語言上，與滿洲旗人都很難區分而與草原的蒙古人迥異。他們自己也意識到這種尷尬，這在戴先生的口述中有明顯的表露。

戴先生如今是熱心於滿蒙民族事務的活動家，在許多與民族史和民族語言相關的學術會議上常常可見他活躍的身影。戴先生還是頗有名氣的民間收藏家，北京電視台的《北京你早》曾專門為他做過節目。他對滿蒙民族的知識和解釋，一方面來自他家庭那些如今已經堪稱文物的藏品，一方面也來自多年來參與學術活動的耳濡目染，這都強化了他對滿、蒙民族的認同與自覺的民族意識。因此他的講述比起一般對此不甚留意的人要更豐富，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夠客觀的特點，特別是在講到家庭關系的時候。

戴鑫英生活照(定宜莊攝於2003年)

戴先生的家庭，從入清以來一直就居住於北京內城的東南角，約略相當於今天北京火車站的位置，這是當時正藍旗的駐地。我訪問過幾位八旗蒙古的後裔，或姓鄂，或姓陳，當年都居住於此。這倒確實是巧合，因為清朝時八旗蒙古與八旗滿洲一樣，本是按旗分段居住於內城各處的。注235

［訪談者按］(2016年) 戴先生已於2013年1月9日逝世，享年74歲。

我為戴先生做的這篇訪談差強人意，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他雖然喜歡與學者打交道，但內心裏對學者卻頗為輕視，他認為學者從書中看到的一切都是被他們這些有經歷的人“嚼爛了的”。而我一是女性，又是比他年輕的女性，二是來自東北的旗人而非京旗，就尤其被他輕視，在有些問題上，他並不對我講實話，這在訪談的字裏行間都有所表露。我與他交往時間較長，有一段時間接觸較多，對他的性格、為人並非全然不知，這些問題在訪談時也有覺察，但是，訪談本來就是雙方交流互動的結果，這種交流互動也不全都是正面的、積極的，我在多年做訪談的過程中，也曾遇到過不止一次不被尊重的情況，這應該算成是這項“五味雜陳”的口述工作中的一味，也是不可少的一種經歷。它之可貴在於，這是面對文獻時不會遇到的問題，因為文獻是不會挑人，也不會對不同人采取不同態度的。

我是幾年之後遇到關俊民先生後，又從他口中聽到與戴先生家世有關的若幹故事的，這些故事可以為這篇口述中一些片段做補充，還可對某些不實之處進行訂正，所以我將其放在附錄之中，可供讀者參照。

1.能在北京紮下根來不容易

戴鑫英(以下簡稱戴)：我是1939年生人，漢名戴鑫英，蒙名巴圖，這是小時候父親給起的，我們都有蒙名，我父親他們都有蒙名，也有漢名。

定：咱們就從您祖上的族源說起，您是蒙古旗人是嗎？

戴：我們家是正藍旗蒙古，祖籍是紮魯特。我母系是正黃滿。我先從我父系這兒談。當初隨龍入關，清朝入關的時候呢，與八旗滿洲共同進入北京。當時遠祖吧，來了兄弟兩個，一個就一直留在北京，那個就調防南京，入關以後哥兒倆就分手了。所以我們兩支，北京一支，南京一支，而且我們還有聯系。

定：入關之前是在遼寧那邊，還是在內蒙古那邊的？

戴：正北，張家口北邊那兒。

定：怎麽投奔努爾哈赤的？

戴：不知道。

定：有家譜嗎？

戴：有。

定：這些是家譜上寫的？

戴：家譜上沒有文字說明，不像名門望族的那個，有副本，每個人的人名下面都有一個簡歷。我們在北京以後，家庭變遷呀，老祖墳有三個，從我祖父就單立祖了，我們這支的譜就比較詳細。

定：你們這支的家譜是什麽時候修的？

戴：好像光緒年間修了一次。老的那個在我那個爺爺的弟弟他們手裏頭。

定：滿文的，蒙文的，還是漢文的？

戴：有滿文和漢文合璧的。關於修家譜這東西我有我的看法，作為中國人不管說什麽族，他都強調“溯本求源，慎終追遠”這八個字，說這個寫家譜、續家譜，搞家族活動，有人持反對態度，我說不對，那樣就把共產黨的江山看得太脆弱了，甭說一個家族，連“法輪功”他都翻不起多大浪來，跑到國外去了對不對？不要一提有家族活動，有家族祭祀，什麽續譜就敏感，沒必要。什麽都得問一個為什麽，你從哪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