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出在基本國策上

那麽，怎麽解釋蕭衍在登基前後表現的巨大反差呢？這得從蕭衍的“佞佛”談起。

蕭衍是真心信佛的。他深入研究過佛教理論，提出過“三教同源”學說，還是中國佛教吃素戒律的創立者。他本人是中國佛教早期的重要思想家。蕭衍以身作則，一天只吃一頓飯，不吃魚和肉，只吃豆類的湯菜和糙米飯，並且在五十歲後斷絕房事，再也沒有親近過任何一個女子。

但是，一個皇帝不遺余力、傾盡所有地推廣佛教，自然有個人信仰之外的深層次意思。

蕭衍接手的半壁江山，屢經動亂，人心不安。從東晉後期開始，經過劉宋王朝再到南齊，南方地區長則十幾年、短則兩三年就來一場內戰，不是父子反目、骨肉相殘，就是君臣廝殺、文武惡鬥。劉宋、南齊的皇室子弟，幾乎在內戰中無一幸免。此外，北方強大的鮮卑人不時殺向南方，屠戮城池，劫掠人口和物資。荒蕪、饑饉、騷亂遍布南方地區，恐懼、猜忌、茫然侵蝕了人們的思想。蕭衍如何收拾這麽一個爛攤子？蕭衍認為，安定國家就要禁絕殺戮、收攏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觀念、統一人心。因此，蕭衍要保持政局穩定，盡量不折騰、不多事，能不動刀子就不動刀子。同時，對佛教的深入了解，讓蕭衍相信，佛教是治國最好的思想武器。恰好，動蕩和茫然是宗教蔓延的沃土，佛教已經在之前的魏晉時期開始在中國紮根，為蕭衍借用它治國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於是，南梁的基本國策“佛化治國”就正式出爐了。

蕭衍的考慮不可謂不好，執行得也不可謂不真誠。江南大地迎來了將近五十年的、久違的安寧。佛教蓋過道教和儒家學說，征服了南方的人心，成為新的主流思想。其間，南方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是南方超越北方這一宏大過程的重要一環。蕭衍和“佛化治國”的戰略功不可沒。但是，蕭衍做過了頭，讓一樁本可利國利民的好事變成了禍國殃民的壞事。比如過分崇佛變為了佞佛，比如慈悲為懷異化為了縱容犯罪，比如放下屠刀被簡化為了放松武備，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蕭衍的三宗罪，也可以認清局勢是如何一步步惡化成侯景之亂的滔天禍水的。

具體到對外戰爭方面，蕭衍的基本方針是：少打仗，多招降。打仗殺人不符合南梁“佛化治國”的基本國策。況且，蕭衍對佛光閃耀下的南梁的“軟實力”非常自信，相信北方的蠻夷之輩終將被佛法所吸引，從黑暗中投奔佛光普照的南方。果然，不斷地有北魏的官民投奔南梁而來，而且級別越來越高，最後連宗室親王和藩鎮大將都歸降來了——只不過，他們不是被佛法所吸引，而純粹是因為北魏大亂，到南梁逃命來了。蕭衍對南逃的北魏官民，以禮相待，優遇有加。對於其中的有用之人，蕭衍量才錄用，利用他們“反攻”北方，試圖讓降將叛兵們替他開疆拓土，做無本的買賣。這有助於理解蕭衍對侯景的接納，也可理解為什麽在侯景失敗後，蕭衍為什麽不借侯景的人頭去恢復南北和平。

此外，漫長的執政生涯讓步入暮年的蕭衍志得意滿，驕傲自負，喜歡報喜不報憂，逐漸喪失了正確的判斷——這點在暮年乾隆身上也有體現。它是皇權對一個人正常思維長年潛移默化侵蝕的結果。這時候，奸佞小人聞訊而來。乾隆身邊有和珅，蕭衍身邊有朱異。與和珅一樣，朱異也能力超群，處理起政務來像流水線一樣，從來不讓政務出現堆積。但是他一心揣摩蕭衍的心思，阿諛奉承，以獻媚得寵。侯景歸降時，蕭衍冥冥之中也有懷疑。他召集大臣討論，說：“我國家金甌無缺，現在侯景獻地，到底是好是壞？萬一有點意外，悔之何及？”朱異揣摩蕭衍內心貪戀“收復中原”的“豐功偉績”，就說：“若拒絕侯景，恐怕之後再沒有人願意歸降了，願陛下無疑。”同樣是朱異，在侯景造反後，信誓旦旦地說侯景絕對不會渡江。

後人不能說蕭衍是個無所作為的昏君。蕭衍選擇了讓南梁王朝沐浴在佛光之下，但他忽視了任何戰略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藥，需要其他戰略和戰術的配合，需要適度適量和有原則地使用。在紛繁復雜、強敵對峙的南北朝時期，一味地推行佛化政策，只會削弱自身的抵抗力。因此，蕭衍也不能算是一代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