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者的自私改革

客觀地說，在中國歷朝歷代當中，清朝的表現還算是比較優秀的：歷屆皇帝都很勤勉。清朝的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達到了歷史巔峰，皇帝們在工作量大增的情況下，沒有罷工、曠工，也沒有把工作量推給身邊的太監，甚至連荒淫無道、低能弱智的皇帝都不曾出一個，相當不容易；清朝尊崇儒學，弘揚儒家思想，並以此自我約束，公開承諾“永不加賦”，還真的在法律上、明面上做到了低稅負；清朝經濟繁榮，保持了兩百年的社會穩定。從明朝後期開始，中國人口開始急劇增長，清朝不僅比之前的朝代多養活了幾億人口，還貢獻了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

盡管清王朝表現優秀，但它卻是口碑最差的王朝之一，差到可以用臭名昭著來形容。後人一想到專制王朝的反動、黑暗和腐朽，腦海中就浮現出清朝的例子。人們熟悉的是，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清政府面對頹勢，束手無策，讓國家任人宰割。後人普遍認為，清王朝要為近代中國跌入悲慘的深淵、錯失發展的良機負責。更惡劣的是，清王朝在晚期屠殺追求變革的仁人志士，與多場變革運動為敵，仿佛逆歷史潮流而動。這些都讓後人對它沒有好感。總之，清王朝是個傳統意義上的好王朝，卻不是現代標準下的好朝代。

改革，是晚清的關鍵詞。即便是滿人統治階層，在內憂外患之中，也認識到非改革不足以挽救統治了。就連被很多人視為頑固派頭子的慈禧太後，也“何嘗不許更新”。她扼殺了維新變法，卻主導了清王朝最後十年的新政運動；她廢除了維新派的變法主張，但她自己走得比維新派還要遠，就連維新派不敢提出的“設議院”、“立憲法”，慈禧也下令實施了。在1901年1月29日頒布的新政上諭中，慈禧把話說得很明白：“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她也是希望變法圖強的，畢竟國家強盛也符合慈禧及其滿人權貴的利益。她在上諭中坦率說道：“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

晚清改革搞得熱火朝天，卻沒有鞏固清王朝的統治，而是引發了更多的問題，把王朝引向了毀滅。改革官制、裁撤機構、清退冗員、廢除科舉、鼓勵留學、興辦實業、頒布新律，晚清似乎在向現代社會靠攏。難能可貴的是，清政府高舉“君主立憲”大旗，敕令建立了各級代議機構，制定了憲法大綱，主動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最後在革命黨人的炮火中，攝政王載灃還代表愛新覺羅皇室，宣誓遵守“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大範圍、深層次的全面改革為什麽會把改革者拖入死亡旋渦呢？

改革，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妥協。為了更高、更大的利益，一些群體或者機構要放棄部分既得利益。高度集權和君主專制已經被證明不能挽救國家危亡，民主和共和成了時代發展的潮流，那麽，為了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掌權專政的滿族權貴就要適當放棄部分權力。而權力，恰恰是他們緊緊攥在手裏，不願意放棄的。

慈禧太後富有政治閱歷和權力手腕，長期的政壇搏殺讓她異常珍惜手中的權力。慈禧等滿人權貴還非常看重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希望能永保特權。他們改革的目的是維護占人口少數的滿族人的利益，這是改革的首要目的；其次才是富國、強民等。比如，晚清用人不重真才實學，多用“苗正根紅”之輩。“官二代”、“爵二代”當道。慈禧臨終時，將政權和改革大業推給了不到三十歲的載灃。為什麽選擇載灃？載灃胞弟載濤的判斷是：“載灃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為人，我知道得比較清楚。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慈禧太後執掌政權數十年，所見過的各種人才那麽多，難道說載灃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嗎？我想絕不是。她之所以屬意載灃，是因為她觀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載灃好駕馭，肯聽話，所以先叫他做軍機大臣，歷練歷練。慈禧太後到了自知不起的時候，光緒帝雖先死去，她仍然貪立幼君，以免翻她從前的舊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緒的皇後（即後來之隆裕太後）亦是庸懦無能、聽人擺布之人，絕不可能叫絕來重演‘垂簾’的故事，所以既決定立載灃之子為嗣皇帝，又叫載灃來攝政。這仍然是從她的私見出發來安排的。”在慈禧等人看來，人的能力可以培養，經驗可以積累，而“根正苗紅”的出身卻不是人人都具備的。這是他們的“私見”。這種任人唯親的用人方針，注定了清王朝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