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譯本的來歷

上面我們提到，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文字十分流利，表述地道，顯然出自母語為波斯語的人手筆。同時這份國書的波斯文譯本嚴格遵循漢文詔書格式，特別是譯文中出現漢文詞匯8個，很值得注意。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帖木兒駙馬”這個詞，理應譯為Temür Kürgen，即“帖木兒·曲烈幹”。但波斯文本在翻譯“駙馬”這個詞時，卻徑直使用漢語詞匯，把漢字“駙馬”音譯為fūmā，也就是用了一個波斯人不懂的詞。這說明波斯文本的翻譯者可能不知道kürgen（駙馬、女婿）這個詞，只能用漢字音譯來表達。要弄清這個現象的原因，就不能不簡述一下明代官方波斯語翻譯的情況。

1368年，明軍攻入大都，收得元廷藏書档案若幹萬卷，席卷運至南京。洪武十五年（1382）秋，明太祖理政之暇，命儒臣選故元圖書講解時發現，運至南京的元廷藏書中有“西域圖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元代和明初有些漢人文士了解“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為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未備”。但元時回回秘籍束於官府，漢人但聞其名而終不得一見。元亡後明太祖和他的臣子們有幸得見其書，確實很急於了解回回科學的獨到之處。明太祖召見仕於明廷的回回人海答兒等，出所藏圖書，要求他擇其中“言天文、陰陽、歷象者、次弟譯之”。使這些“遠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顯”的著作能夠“為中國之用，備一家之言”。

在翻譯時，明太祖對海答兒等人明確指示：“爾西域人素習本音，兼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輯成文焉。惟直其述，毋澡繪。”（注：闊識牙耳（Kušyar，11世紀初葉阿拉伯科學家）著，海答兒、阿答兀丁、馬沙亦黑、馬哈麻等人譯：《回回天文書》，涵芬樓秘籍第3集，洪武十六年刻本影印本。）由此可見，洪武年中為政府翻譯西域文獻的主要是回回人。自元初至洪武回回人入居漢地雖然已經一百多年，他們中的知識分子仍然沿習西域“本音”，即波斯文，即使兼通漢語，漢文也程度不高，不能執筆寫作。所以在翻譯時采用回—漢合作方式，由回回譯員閱讀原文口授其義，與之合作的漢族文人筆錄，有如佛經翻譯初期的狀況。

就在帖木兒之孫哈裏送還傅安的那一年，即永樂五年（1407），明政府為培養與周邊各族打交道的人才，設立了四夷館。《明實錄》記其成立雲：“因四夷朝貢、言語文字不通。命禮部選國子監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學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仍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準出身，置館於長安左門外處之。”（注：《明太宗實錄》卷48。）這就是說，永樂五年四夷館初設時，地點在南京長安左門之外，當時的生員38名均選自國子監。其在學期間的待遇是每人每月一石大米。其考試時間與開科取士時間一致。

明代《大學衍義補》對此也有記載，曰：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文皇帝（按明成祖）始為八館，曰西天、曰韃靼、回回……。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取聯名於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注：《大學衍義補》卷145。）。

唐以前雖然已有的研習番文之風，但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翻譯佛經。為溝通非漢族當權者與普通百姓之間關系而設立學校，教授外族語言文字的事業始於金代而盛於元代。只有在明代，才有以溝通“華夷之情”為目標的官辦番語教學機構——四夷館。所以說，明成祖在永樂五年設立的四夷館，從現代意義上說就是一所“亞洲研究院”。四夷館隸屬最高學術機關翰林院，其生員當初皆以舉人為之。學成後要舉行考試。考試的內容是“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成績優良者，“得聯名於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使之繼續譯書。後來為培養專攻番語的人才，生員改從“俊民”，即聰慧者中選取。學習期滿，集六部大臣會考，通過者授以“冠帶”，經過三年實習期後，才授以官職。

四夷館初設時，這所“亞洲研究院”中有八個館，即今天意義上的系，它們分別是韃靼、回回、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緬甸。其中西番、西天兩館分別教授吐蕃、印度文字，百夷、緬甸分別教授雲南及其境外緬甸文字，韃靼、女真兩館教授北亞地區語言文字，而負責培養與內陸亞洲地區交往人才的為回回、高昌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