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圓明園

1860年9月下旬，從北京刑部大牢不時傳出歌聲，仔細一聽，唱的是God Save the Queen（天佑女王）。唱歌的人叫巴夏禮，英國人，9月18日傍晚，他被清兵押送至獄。與他一同被捕的，有亨利·洛奇，是英國駐華公使額爾金的私人秘書。二人分監收押，不能知道對方的生死，於是，巴夏禮高唱國歌，若聽到應和，則知洛奇仍然活著。吾人看紅色電影，知道革命先烈曾在反動派的監獄以《義勇軍進行曲》為聯絡、互勉的工具，可想不到數十年前早有外國侵略者在封建王朝的監獄運用同一橋段。

當時，巴夏禮已是赫赫有名的“夷酋”，盡管他的職務不過是額爾金的秘書。早在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14歲的巴夏禮出現在簽約會場，作為駐華公使璞鼎查中文秘書馬儒翰的助手，被“非常正式地介紹給（大清）帝國的代表團”。1857年，英法聯軍攻克廣州—此役的導火索“亞羅號事件”，即由巴夏禮策劃—建立傀儡政府，由英、法“三人委員會”監管，而巴夏禮是委員會的主腦。兩廣總督黃宗漢—並不能進入廣州行使職權，可稱“流亡總督”—曾懸賞三萬兩銀子，購取巴夏禮的首級。1858年，英法聯軍北上，以武力脅迫清廷簽訂《天津條約》，身在廣州的巴夏禮認為英國過於“軟弱”，對於未能讓清廷同意在北京開辦使館及英國外交官入宮覲見皇帝，感到遺憾。

1860年春末，英法聯軍以清廷未能履約為詞，再次發難，巴夏禮索性放棄英國駐上海代理領事之職，“投筆從戎”，以額爾金私人隨員的身份隨軍北上。這年8月24日，天津淪陷，聯軍照廣州模式，在天津實行“軍管”，命清方官員留任處理日常事務，巴夏禮再次受命，負責監管這些官員。不過，與廣州長達三年的“托管”不同，英、法對占據天津並不感興趣，他們的目標是去北京換約。所謂換約，是指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1844）規定，簽約十二年之後，締約方可就“所有貿易、海口各款”，重新談判，及至談妥，則交換協議文本。表面上看，不過是兩國商談，交換公文，而實質則是列強借機擴張權益。然而，清廷並不特別在意通商、賠款、稅收、外國人管轄權等方面的權益損失，而對各國開辦駐京使館及外使面見皇帝的“虛文”，卻堅執己見，不願讓步。

巴夏禮與威妥瑪（額爾金秘書）會見直隸總督恒福，提出天津開放為通商口岸，增加戰爭賠款，並要求清廷同意巴夏禮率十數人入京為換約做準備。如前所述，通商賠款，清文宗沒啥意見，但對夷人率軍入京換約及巴夏禮先期入城，則諭令禁止。既已兵臨城下，聯軍哪會聽勸，9月9日，開拔向北京進軍。文宗怕了，16日，遣恭王與巴夏禮、威妥瑪會談，原則上同意英法代表各帶四百人的部隊入京換約。只是，次日，巴夏禮與怡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商量入京細節，巴夏禮堅持英法公使向皇帝親遞國書，清方代表未獲授權，斷然不肯接受。又談崩了。難道繼續上演進兵—談判—進兵的戲碼？雙方都沒這個耐心。

18日，巴夏禮依約去訪載垣，進行最後談判。孰料，在張家灣遇到清軍總司令僧格林沁，竟被捉了。這可不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由最高層授意的。清廷認為，巴夏禮在洋人中，“情辭尤為桀驁”—近代以來，越是所謂“中國通”，對中國出招越刁鉆、下手越狠毒，這個道理不深奧，稍稍一想，即可明白。巴夏禮就是這類“中國通”的傑出代表，說他“尤為桀驁”，沒錯。錯的是，清方誤以為巴夏禮“善能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抓他做人質，“該夷兵心必亂”。

於是，當巴夏禮在僧格林沁馬前被推倒跪下，掙紮著表明身份，抗議清軍不該粗暴對待和談代表時，僧格林沁不耐煩地打斷他，問，昨日會面，為何你不好好談，非要堅持面見皇帝，破壞和議？巴夏禮深感無奈，答，我一切奉命而行，並無撤銷談判條款的權力。僧格林沁怒曰：本王耳聞汝名久矣，別以為不知道你的能量，正是你鼓噪，你軍才悍然進攻，速速為我寫信，勸他們停戰，不然饒不了你。巴夏禮鼓起勇氣，拒絕訛詐，答，真不騙你，不管我寫什麽，我軍都不會停戰。僧格林沁慌了，說，看來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隨即將他裝入囚車，送往刑部大牢，並在當晚對他實施了刑訊。巴夏禮固然是殖民帝國主義的走狗，可同時也是條漢子，他未屈服於暴力。

次日，威妥瑪通知清軍，所有被俘英法人員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否則聯軍立馬進攻北京。清廷這下知道誤判了形勢。22日，將巴夏禮從關押刑事犯的大牢移至專為高級官員準備的小牢房，並於當天及26、28日，遣前任粵海關監督，也是巴夏禮老相識的恒祺，去做思想工作。29日，又將巴夏禮從監獄遷至一處祠堂，沐浴更衣，好吃好喝伺候著。然而，聯軍軟硬不吃，陸續發來強硬的信息。10月3日，威妥瑪致書巴夏禮，請他向清方轉達：如果囚犯受到任何傷害，“我們就把北京城從一邊燒到另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