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禦強敵

明天，對於年輕人而言，是紛飛的詩歌，是湖邊的漫步，是數周的完美懇談；明天，騎車飛馳，穿過夏日傍晚的野郊。但是今天，是戰鬥的時刻。……

——英裔美籍詩人奧登詩作《西班牙》

（W.H.Auden，Spain ，1937）

親愛的媽媽啊，所有人之中，我知道您將最為悲痛，因此我最後的思念屬於您。請不要因我的死亡而責備任何人，因為是我，為自己選擇了這條命運之路。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麽才好，雖然我的神智清楚，卻找不出恰當的言辭。我加入了解放者的行列，就在勝利的光芒已經開始閃耀之際，我卻要死去了……不一會兒，我就要與23名同志一同被槍決了。

戰爭一旦結束，您一定得設法爭取到一筆養老金。他們會把我留在獄中之物都交還給您，我帶走的，只有爹爹的貼身內衣，因為我不想冷得發抖……

再說一次再見吧。您千萬要有勇氣啊！

不孝子

史巴泰可敬上

——1944年，法國馬努尚（Misak Manouchian）地下抵抗組織成員、鋼鐵工人史巴泰可絕筆，時年22歲（Lettere，p.306）

1

民意調查可說是20世紀30年代誕生於美國的產物，因為原屬市場研究者常采用的抽樣調查的方式，自1936年蓋洛普（George Gallup）開始，方才正式延伸至政治領域。而早期根據這個新方法采得的各項民意當中有一項，恐怕會使羅斯福之前的歷任美國總統，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方才出生的讀者大吃一驚。1939年1月，以“如果德蘇之間開戰，你希望哪一方獲勝”為題做調查，被問的美國民眾之中，有83%希望蘇聯勝利，支持德國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這個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為基調的世紀裏，在這個以蘇聯為首宣揚十月革命反資本主義精神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並做表率的反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當中，美國民意竟然舍德就蘇，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堅決反共、在經濟上公認為資本主義的德國，反而出現這種對世界革命發源地蘇聯大表同情，至少也頗為偏向的論調，不是很奇怪嗎？更有甚者，當時，斯大林在蘇聯境內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認為這段時期正是其統治最殘酷的時期。

這一段舍德就蘇的民意史，自然屬於歷史上的一次例外，時間也相當短暫，充其量約略可從1933年美國正式承認蘇聯算起，一直到1947年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在“冷戰”中正式對抗為止。不過更確切一點來看，應該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時間。換句話說，這段時期的範圍，正好以希特勒德國的興亡為始終（1933—1945年，參見第四章）。以此為背景，美蘇兩國有著共同的目標，雙方都認為德國遠比對方對自己的威脅更為嚴重。

當時美蘇之所以有這種認識，實在超出傳統國際政治關系或強權政治可以解釋的範疇。而且正因為如此，各國之間突破常規的合縱連橫，並攜手作戰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意義便顯得格外重大。各國最後之所以聯合對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國之所作所為並非只是在上次大戰不公處置的前提之下，急欲為自己討回公道。德國的政策及野心，事實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識形態左右——簡單地說，德國根本就是法西斯強權。反之，如果略過法西斯主義不提，德國現實政治權力的經營，各國一時尚可勉強容忍。因此在這種背景之下，各國對德國的態度，是反對、是懷柔，還是抗衡，必要時甚至是戰是和，均視當事國國策及大局情況而定。事實上，在1933—1941年之間，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國家，基本上都根據這項原則對待德國。因此，倫敦與巴黎當局對德國一味姑息（實際上是慨他人之慷而讓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與德國對立的立場，改為中立，以求在國土上有所收回。甚至連意日兩國，雖然基於共同利益與德國結盟，1939年時，卻也發現國家利益第一，先不妨暫時觀望，不忙著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階段的戰局。但是最後事實演變的結果，證明眾人都無法幸免於希特勒發動這場戰爭背後所依循的邏輯。意大利、日本、美國，紛紛被拖下水。

於是在30年代，局勢隨著時間推移越發明顯，國際（主要以歐洲為主）勢力的平衡越來越成了大問號。西方各國的政治問題，從蘇聯開始，一直到歐洲、美國，已經不再能單純地由國與國間的競爭抗衡來解釋。如今這場沖突，是世界範圍內的意識形態沖突（不過，從第七章可以看出，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卻不能詮釋受到殖民主義控制的亞非政局），而且事實的發展也證明，這場屬於意識形態的戰爭，其中的敵我之分，不是當時所謂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而是以下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大決戰：一方是自18世紀啟蒙運動及多次大革命以來一脈相承的思想傳統（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國革命）；另一方則是這種革命思想的頭號死敵法西斯思想。簡單地說，沖突的雙方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若是回到19世紀，將以“反動”與“進步”之名劃清界限，並會決一死戰的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只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兩個名詞已經不再如當年那般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