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獨裁政治的界限

夜裏十點、十二點才入睡，早上四點以前起床，清醒的時候完全投入到政事之中沒有片刻閑暇，完全獻身於政治的雍正帝的勵精圖治值得後世高度評價。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采取獨裁政治的形式，雍正帝無論如何苦心孤詣都無法得到同等的回報；同時，也必須考慮到，當時的中國很難采取君主政體以外的政體，若是采用君主政體，唯有進一步推動從宋、明以來在中國逐漸發展成熟的獨裁制。

清朝自東北勃興、與明朝正面對峙前後，正值西方文藝復興運動與宗教改革運動告一段落之時，舊教中的耶穌會的傳教士為了傳播福音，絡繹不絕地跨越波濤、千裏迢迢地來到中國。清朝入主北京、成為四百余州之主的時候，發現那裏有兩種相異的新文化，即漢人的漢文化和耶穌會傳教士帶來的西洋文化。公平而視，西洋文化要優秀得多。康熙帝是西洋文化的愛好者。他經常將傳教士召入宮中，讓其侍講數學和物理學等，有時甚至想要學習拉丁語。他在朝廷上召集大臣，向漢族大臣誇耀自己所學的新知識，如“在中國的數學中，自古以來以直徑的三倍計算圓周，但實際上是三點一四一五九倍”等。無論是漢文化還是西洋文化，在滿族人來看同樣是異文化，康熙帝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都更被西洋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康熙帝令人編纂的百科全書《圖書集成》一萬卷的最後插入了機械的圖畫，雖然使用機械的人物的衣服被改成了中國樣式，但力點符號則仍用字母表示。因此康熙帝批準傳教士的請求，允許他們在中國傳播基督教。

雍正帝正與之相反，他是漢文化的愛好者。對於雍正帝而言，完美無缺地統治中國是至高無上的使命，無論行動還是信念都以此為出發點。統治中國則必須成為中國式的獨裁君主。而且，獨裁君主制的理論依據只有在漢文化中才能找到。於是雍正帝自身在四十五年的藩邸生活期間，積澱了深厚的漢文化底蘊。他把禪學等也當作漢文化的一種納入了學習範圍。作為漢人國家的獨裁君主，為了君臨天下，自己也必須是不落人後的中國傳統的文化人。與之相反，西洋文化一向對政治沒有什麽補益。如基督教，他一方面承認基督教與所謂的邪教性質不同，另一方面又因為預料到將來的紛擾而將之禁止。如果說文化是一種力量，遠離祖國的西洋文化，在當時終究無法與漢文化相匹敵。如大炮、火槍，在中國一經仿制，立刻轉化為中國用於對抗西方的力量。西洋文化在向中國滲透後又經過百年時間，經歷了產業革命的洗禮，成為在其他世界無法立即模仿的新銳文化後，再次逼近中國之時，才成為毫無懸念的勝利者。

雍正帝的獨裁政治雖然形成於異民族的帝王之手，但達到了過去的漢人帝王也無法企及的高度。恐怕在獨裁政治的範圍內，能夠達到如此發達的形式的確曠古爍今，更何況中國幅員如此遼闊。讓獨裁制產生、發達的正是中國的廣闊，而同時嘲笑獨裁政治無力的也是中國的廣闊。甚至在雍正帝的獨裁政治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政治力在廣闊的領域面前顯得很不徹底。

雍正七年秋，皇帝下達嚴令，讓江南、江西二省總督範時繹緝捕大盜趙七。範時繹立即通報安徽巡撫魏廷珍、江西巡撫謝明，巡撫們繼而寫文書命令下級文武官吏四處奔走、尋找趙七，但最終甚至連趙七身在何處都無法得知。像這樣的大盜聯絡廣泛，收買官府的吏員，即使政府布下天羅地網，趙七照樣可以遠走高飛。雍正帝捶胸頓足，感到萬分遺憾：

聽聞［汝等地方上縱令此等大盜公行無忌］，長江之上不能安行，朕據所獲情報，［書趙七名姓交發汝等］，又致令遠飏，成何體統。緝捕盜賊理應秘密探知其行蹤襲擊住所，若是［遍行文書、傳播風聲，］只會令盜賊聞風逃遁。［將此相機密為之事委交汝等庸愚督撫即朕之誤。］若李衛、田文鏡不至如此糊塗。

趙七終究還是沒有被捕獲。即使擁有如此強大威力的獨裁君主，無論如何也有無法觸及社會各個角落的時候。

然而對雍正帝的獨裁政治而言，其最強大的敵人不得不說是被要求去追捕大盜趙七而最終讓他逃脫了的官僚機構。不管雍正帝多麽激動和焦躁，許多官僚對此也只是冷眼旁觀，甚至妄圖加以批評，畢竟李衛和田文鏡等人只是鳳毛麟角。

歸根結底，在雍正帝的理想中，官僚只不過是為了工作而被驅使的道具罷了。他們不能有文化生活，不能沉浸於文人的趣味中，最重要的是不能為了子孫後代積蓄財產。如此一來，特權階級就不存在了。對雍正帝而言，特權階級的存在本來就是不合理的，所謂特權僅指天子一人所擁有的獨裁權，天子以外的萬民只有完全平等的價值。因此他解放了地方上的賤民。山西省的樂戶，浙江省的惰民、九姓漁戶，安徽省的世仆等賤民階級從此以後得到與良民毫無差別的待遇。下層人民的生活得到保證、治安得以維持的話，則清朝可以延續到子孫萬代，相反則難保不久之後人民會爆發革命、顛覆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