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朱批禦旨》解題：其史料價值

一 序言

《雍正朱批禦旨》是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書籍之一，我和它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我試著為這本書解題之際，請讀者原諒，我將從這本書與我個人的關系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我決心通讀《十一朝東華錄》，從天命朝開始讀，經過順治朝、康熙朝，在讀到雍正朝的時候，感覺到清朝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對此詳加考察，追其根本，發現雍正帝這位天子所具有的個性對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我很想了解雍正帝其人其事，於是找到了《雍正朱批禦旨》這部書。昭和二十二年的暑假，我拋開讀到一半的《十一朝東華錄》，轉而埋頭閱讀《雍正朱批禦旨》。此後兩年我在京都大學以“雍正帝及其時代”為題開設特別課程，接著下一年（昭和二十五年）我的《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作為巖波新書之一問世。我之所以挑選這樣一位看起來沒有銷路的天子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實在忍不住想要試著將其人其事寫出來的沖動。

《雍正朱批禦旨》是歷來被清史研究者一再使用的書，但大家對它的使用方法似乎流於零碎而隨意。而且雍正這個時代、雍正帝這個人似乎也不應當僅僅被簡單評價為夾在康熙與乾隆之間的過渡性的時代和過渡性的天子。關於此事，甚至有以下奇談。

在日本帝國主義興盛之時，有數名以“中國通”自詡的人曾在北京的日本使館裏聚會，山南海北地閑聊之時，談話偶然涉及雍正年間的事情。當其中一個人提出雍正這個年號是什麽時候的問題時，一個自稱是中國歷史學家的人解釋道：“這是清朝初期，康熙之後、乾隆之前的年號。”然而同席的一個似是而非的“中國通”打斷了他：“沒有的事。眾所周知，清朝初期的年號中，康熙、乾隆這兩個年號是連續的，中間定然沒有插入雍正的余地。恐怕雍正是明朝的年號吧。”在歷史學家目瞪口呆的時候，在座的其他人一齊附和那位似是而非的“中國通”：“的確如此。康熙、乾隆是人人皆知的連續的年號，‘歷史學家先生’哪裏記錯了吧。”最終，雍正被認定為明朝的年號，“歷史學家先生”的說法被當作錯誤的答案（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被否決（《漫筆：多數決》，載《伊東忠太郎建築文獻》第六卷）。

我認為這個小插曲非常有趣，曾經一度將其寫入拙著《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的序言之中，但在向同僚們征求意見的時候被潑了冷水。他們認為一般群眾不會覺得這件事那麽有意思，因而出於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我最後只能從序言中將這一插曲刪除了。

在我們看來，雍正帝的統治時間不過十三年，但正是這十三年奠定了清朝國內的基礎。雍正帝的才品在清朝首屈一指，其父康熙帝和其子乾隆帝亦難以望其項背。我在這裏將“我”改成“我們”這一復數形是因為我試著詢問了一下，同事安部健夫教授完全贊同我的意見。其實，安部教授早在我之前已經通讀了《雍正朱批諭旨》。於是，我和安部教授商量，決定募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徹底重讀《雍正朱批諭旨》，將其中的史料分門別類做成卡片，為雍正時代繪制詳細的剖面圖，以此為理解清朝史乃至中國史助一臂之力。我們將每周五下午定為講讀原文的時間，從昭和二十四年（1950）開始，至昭和三十二年（1958）一直堅持了八年，在我們同事所舉辦的講讀中沒有哪個持續過如此之久。有些年份，我們甚至不分寒假、暑假持續不斷地進行，甚至有時到了年末除夕時仍舊使用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會議室，連辦公室都提出抗議，稱我們有礙用火安全，給他們造成了困擾。這也證明了《雍正朱批諭旨》本身是本相當有趣的書籍。若不是如此，它也不至於讓人如此癡迷。在慢慢積累中，我們到了脫離文獻研究並開始試著對歷史進行總結的階段了。昭和三十一年，我們獲得文部省的科學研究費的補助，開始著手進行“雍正時代史的綜合性研究”。

我們最初使用的原文底本是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木刻雕版印刷本，這個版本與京都大學文學部藏本相比，形式上多少有些差異。此外還有一個石印本，因為石印本的原文正確無誤，可知前兩種木刻雕版印刷本都不是原版。原版無疑是殿本，因此無論如何都希望能夠得到一部殿本的《雍正朱批諭旨》。

巧合的是，昭和二十九年夏，我因為其他事情去東京，在從東京大學正門向學士會館走的途中，順便走進森川町的舊書店看看，映入眼簾的是堆積如山的、破舊不堪的書帙。是什麽書呢？我打開書帙一看，正是殿本的《雍正朱批諭旨》，而且十八函一百二十冊完整無缺。聽書店的人說，這套書是數日前從廣島方面進的貨，昨天剛剛陳列到店裏。我趕緊飛奔回京都，奔走籌集書費八萬日元，多虧同事們的熱情相助，最終將它買回了文學部。我不得不認為這完全是雍正帝的英靈指引我與這部書發生了邂逅。但是查閱殿本後發現，有些在其他版本中文字有疑問的地方，利用這個版本也無法得到解決。雖說是殿本，也不是絕對沒有文字錯誤，如“冰蘗”被誤寫為“冰蘖”（第二冊，齊蘇勒，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條目）。可以利用以殿本為主的數種《雍正朱批諭旨》，是我們莫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