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清流之余緒（第2/2頁）

流民諸帥不過無文，豈皆白癡？蔡豹、郭默，前車共鑒。抱血誠而萬裏歸義、懷怨毒而反戈內向者，前後相繼。祖約之淮西集團、蘇峻之海岱集團、姚襄之秦涼集團，皆侯景之先驅。桓氏之雍荊集團、宋武之北府（徐州）集團、齊高之青齊淮北集團、梁武之樊鄧集團，終置馬棰於拂尾之上。

名士之太極、輿論二學，亦與時俱退。謝晦之易君蹈死，較清談伴友謝傅（謝安）、簡文（司馬昱）之從容默契，相去萬萬。謝朏[52]之舉燭默耳，唯求自保耳。迄於梁陳，名士化為膏粱，久矣不知“五十年練筆”為何物，目“五分鐘作畫”為作秀現場，是以洋相百出，為武夫所嗤。子山（庾信）受梁武帝特達之知，守朱雀橋，據皇城要津。以“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定理，因應政變，乃名士基本功、相業之根芽。衛主破賊，名垂竹帛固無不可；順天應人，以儒門看家本領“愚君政策”，令彼入我範圍，其功亦屬不細。而子山乃坐床食蔗，擺足顧榮、謝艾羽扇綸巾，王氏兄弟臨白刃而不動之造型，不意羯胡一矢及蔗，修心功底盡露，主帥棄橋狂奔，三軍解體，武帝餓死台城。王褒侍元帝，臨危以速降為奇策，署家奴以自免。王克迎湘東王師，北來降人（身即夷狄之畔臣）王僧辯有“甚苦，事夷狄之君”之譏，乃不知所答。百年卿相智不及武人，“重人物”之江左人物衰弊，時也數也。梁亡則南朝氣盡，陳家與蠻夷共治；一統則關隴與河北爭，江東不與。華夏之余燼名存實亡，文中子志建鄴平毀[53]，哀禮樂也。

輿論政治開辟門閥政治，輿論領袖由學閥而政閥，唯華夏有之。六朝門第非如錢穆所雲“棄儒入道法”，實則門第自身及其命脈——家風家學家教皆儒學“賢人主義”“道德輿論主義”“禮樂價值觀”“政治倫理家族化”邏輯終點。“王氏青箱學”集儒化家族五百年之大成，“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唐式家族”“差序格局”“多子偏好傳宗接代主義”皆凝固於魏晉，大異秦漢原子化小家庭及其節育主義，唐人掠其美（或惡？）。[54]廢秦刑典，用周變秦，亦於魏晉之間。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後勝利也。唐人通盤繼之，無所創益，面目迥異漢獄純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階級與儒生齊，列朝於唐僅補綴耳。

儒學和平演變，唯有自政治表層深入社會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拋棄政治者，實為民間設想轉為既成體制，已失爭議價值。無此日常儒學及其家族傳承主義，華夏未必不效羅馬，淪為地理名詞，奉山河於用通古斯語、信佛教，以普六茹、樹洛幹為習用姓名之新邦。成敗臧否，殊亦難言。

附注：

六朝門第有“社稷之忠”理論，大意敷陳“晏子不死君難”說，以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從之；死私怨者，私屬膩友從之。為士人者，自署於私屬之列，不知廉恥也。南朝之多“好臣”於“歲一易主”之日，不斷運用上述理論。

六朝及初唐君主於此論不甚愜意，拔寒人、用蕃將為其抵制手段。貌似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者忠誠度高，殺身殉君（秦繆所以為“繆”者）、事君以私，為太子所不甘為、儒臣所不能為，宋齊二明帝、梁武元二帝、唐太宗玄宗皆有切身體會和無限感慨。藩鎮多以蕃兵成，“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不知有他”台詞反復現身，無論勤王拒畔，還是從主謀叛，皆以“忠一人耳”為理論依據。

延及後世，乃有金世宗、元世祖之“南人（漢兒）多智，畢竟自家骨頭根底”學說。北洋諸將之“北人誠樸忠信，是以得國，教部諸公新文化乃南人欲以機詐覆我民德”學說，現今之“知識分子就是心眼多（或上海人就是小聰明），還是工農幹部（或北人）靠得住”言論，可相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