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士大夫的理想主義情結

官家集團內部有先做官後做文人的，這種情況不多；先做文人後做官的，卻大有人在。

一般說來，適應力強的文人，做官對他們來說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間他們將自己的文骨狠狠地甩掉，天亮後重新出發，混跡於官場；從那一刻開始，他們像換了個人似的，將權力視為膜拜的圖騰，將官家利益視為個人命途。他們將官場作為文人唱和的遊戲場所，就像他們曾經以一個成功文人的形象為世人所接受。既然說到遊戲，那麽任何遊戲都回有它相對固定的規則，無論是怎樣的規則，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所接納，否則就會有被排擠出局的危險。這些規則可以說經過了千錘百煉，而且不斷成熟、完善並被默認和遵守，所有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認為只有遵守它才會達到自己所需求的彼岸。

在這裏，我就拿出屈原和司馬相如這兩個文人特例來說道說道。

屈原的痛苦指數

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它曾經像水面下的蓮藕一樣悄悄萌芽生長，不被世人所察覺，但卻又在悄無聲息地塑造著中國文人士大夫的標準形象。這就是我在這裏要提到的屈原情結，每個官家文人或多或少都會有的一種情結。

屈原二十二歲起擔任楚懷王的左徒，幹的是高級秘書的活兒，當時正值七雄激烈爭鬥之際。由於屈原與楚王是同宗一脈，體內流淌的是貴族的血液。當時貴族中最牛的要數昭、屈、景三大家族，屈原他們這一宗是三大家之一，所以他曾做過“三閭大夫”。作為“三大天王”的其中一支，屈原在當時來說擁有足夠讓他驕傲的資本。二十二歲就在中央核心部門占據重要位置，可謂前途無量。

除了天生的貴族命，屈原的才華完全夠得上是光芒萬丈。綜合史料，我們會得出屈原的這樣一組形象：喜歡戴高帽、佩長劍，知識淵博，記憶力極好，最主要的是他有洞察政治興衰變化的眼光，而且能言善辯。正因為如此多的優點集於一身，他深得楚懷王的信任。楚懷王將中央出台的一些制度性文件都交給他起草，推行變法之事。在這之前楚國已經有了吳起變法的先例，剛剛主政的楚懷王也想在這上面做做文章，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因此他全力支持屈原提出的改革方案。想法固然是好的，但實際情況卻不盡如人意。這時候楚國的政權已經完全掌握在貴族重臣的手中，屈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觸及到了他們的個人利益。為了保持個人既得利益，這些人很自然地聯起手來反對變法。我們這個民族有著眼紅的歷史，一個人紅，就會有一百個人琢磨著怎麽把你抹黑。與屈原官位相仿的上官大夫見屈原年紀輕輕就得到一把手的重用，便產生了羨慕嫉妒恨，想和屈原爭寵。屈原起草憲令還沒有定稿，上官大夫害怕變法損害到貴族的利益，就想先審查變法憲令的草稿，屈原當然沒有同意。上官大夫就在楚懷王面前挑撥離間，楚懷王聽信了讒言，也就慢慢疏遠了屈原。屈原變法強國的願望在現實面前戛然而止，這讓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古代做官的真正目的是什麽？請記住：永遠是利益。那麽屈原為什麽做官？答案也當然逃不開利益二字。不過屈原的利益是建立在忠君基礎之上的，這也是官家的正統利益。君、國這兩個範疇，在屈原的思想裏，基本上是沒有多大區別的，甚至有可能是君重於國。他先是遭楚懷王貶斥，又遭襄王放逐，但他老先生仍然抱著一顆“九死而未悔”的決絕之心，就像一個不能自拔的單相思情人，除了收獲內心的痛苦還是痛苦。在當時那樣一種歷史背景下，權力結構的變革，西周以來由官家倡導的傳統政教正在失去市場。面對這種失衡的社會變革，“士”這一階層也正在由無條件地奉行官家那一套逐步走向覺醒，他們持“道”不屈，敢與王侯直接叫板；他們對責任的擔當、對真理的追求激發了生活在這一熱情時代的精英分子們的心頭之志。對於處於世族權威（家長制）統治之下的楚國，屈原首先需要服從並忠誠於權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長輩（父子關系的擴大和投射），他始終生活在宗族圈內，並欣然接受了這種圈裏圈外的生活狀態。

其實屈原自己比誰心裏都要清楚，要實現自己的完美理想，只有一條路可以讓自己選擇，那就是通過楚王手中的王權方可抵達勝利的彼岸，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屈原認準了這條路，並準備一條道走到黑。但這條路又是完全不靠譜的，用現代人的話說，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因為他把國家的前途系於君王一人，這本身就是士大夫認識上的一個誤區。作為這個時代的高知，屈原們擅長思考，但在思考的過程中他們卻始終在回避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假如有一天皇帝倒台或者死掉，他們到底該怎麽辦？歷史已經無數次地證明，當這一刻來臨之際，這些“九死而未悔”的士大夫除了陷入一種世紀末的茫然狀態，就是用一廂情願的回憶來溫暖現實的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