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識見（第4/5頁）

湯定之不喜歡葷素搭配的炒菜，說：“葷的就是葷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葷不素呢！”

豐子愷將人生比作一個三層樓。一是物質生活，二是藝術生活，三是靈魂生活。弘一法師的出家，即是不滿足於藝術生活，登上三樓，一探宇宙之真相，人類之究竟。

梁漱溟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

黃裳說：“一個人除了吃飯、睡覺、工作之外，總得有點好玩的事做做才會覺得生活有滋味。”

林語堂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麽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麽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麽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麽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林語堂說：“中國就有這麽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麽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吳昌碩說：“吃東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動用刀叉，尚具原始習性，是野蠻習慣，不足取法的。”

畫家程瑤笙不缺錢，而自奉甚儉。他不抽煙，不喝酒，食無魚，出無車，寓中的家具多為從舊貨店廉價買來的，一個長幾還缺條腿，用煤油箱墊著。但他以濟人為樂，曾說：“我得天獨厚，福當和人共享。”

吳湖帆對陳巨來說：“凡遇不相識的人，要絕對讓人看不出你是個印人，我是個畫家。假使葉恭綽對任何人都大談其鐵路建設，梅蘭芳對任何人大談其西皮二黃，豈不自形淺薄？”

錢锺書說：“‘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快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快樂在人生裏，好比引誘小孩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裏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籠子養鳥，他說：“如要鑒賞，在它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盡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裏，擎著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學者江紹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體即以彰身的，所以美與實用一樣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體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損美的，便無足取了。裙下無論露出一只腳兩只腳，總是沒有什麽好看，自然應在糾正之列。”

黃裳年輕時好酒，他是記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寫評論不誤。他說：“喝酒的回憶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為‘少年不識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麽酒是可以解憂的。”

林徽因說：“頤和園的山太俗氣了，頤和園的精華在後山。”

辜鴻銘主張納妾，他的理由是《字說》中雲，“妾”為“立女”，供男子疲倦時靠一靠。有外國女士與之爭辯，說未嘗不可以反過來，女子累了，用男的做手靠，因而也可以一妻多夫。辜鴻銘反駁的理由是：一個茶壺可以配四個茶杯，沒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

吳佩孚一生，在生活上奉行“三不”主義，即不出洋，不住租界，不娶妾。

1925年，李金發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成為該會的第149個成員。這個文學青年一旦進了文學的圈子，接觸到一幫所謂聲名赫赫的人物後，才發覺他們“其實都是亭子間絞腦汁的可憐寒士，若能在中學做一國文教員，或與書局有關系，做一位編輯，便沾沾自喜，終身有托。文人無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發最終放棄了他曾經夢想的文學之路。

曹聚仁一生，集學者、作家、報人等於一身，交遊極廣，可以說文章和朋友都遍天下。他曾在文章中說：“說到朋友之間的相處，我該提一提柏斯格（法國17世紀思想家，即帕斯卡）的話：‘沒有一個人，在我們面前說我們的話，和在我們背後說的會相同的；人與人間的相愛，只建築在相互欺騙上面；假使每個人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後所說的話，便不會有多少友誼能夠保持不破裂的了。’朋友相處，也和冬天的刺猬一般，離開得遠了，彼此感不到溫暖；相處太迫近了，彼此的針又會刺痛了彼此的肉了，只能相互保持若幹距離，以彼此能感到溫暖而又不至相互刺痛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