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第6/12頁）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系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裏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系,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台老板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台老板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申時行既然身居首輔,他不能不感到這種局勢的危險。文官名義上任職於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組織,但是背後又有他們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給朋友的信內提到這個問題,深深感嘆這種公私“陰陽”的區別。可是他有什麽辦法？他自己還不是依靠張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時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類的弱點不能完全避免。張居正一案已成過去,他現在的任務是要竭誠幫助年輕的皇帝治理國家大事,當務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其暴露各人的陰,毋寧提倡他們的陽。正因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為放棄理想以妥協為前提的政客。然而還有人比他更為務實,認為所有倫理道德全是空中樓閣,最多也不過是一種理想和一種裝飾。對這種看法,申時行也不能同意。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

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麽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正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兩千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萬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我們還有什麽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一百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麽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恒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熹注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這種倫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鄒元標為例。鄒元標在1577年得中進士,時年26歲。當時他還沒有任何官職,然而根據聖賢的教導,他竟上書指出張居正的不肯丁憂的可恥可惡。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門外受到廷杖,進士的頭銜革去,降為士兵,流放於貴州的窮鄉僻壤。一去五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為給事中,職司監察,穿上了繡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書直接批評萬歷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筆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個字,給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鄒元標不識擡舉,過不多久,他二次上書,奏章上的用語更無忌諱,竟說萬歷扯謊,有過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聞,莫若勿為”的諺語,揭穿皇帝的裝腔作勢,說他沒有人君風度。這就不能不使萬歷勃然震怒,準備把這個不知感恩的諫官再次廷杖。﹝38﹞

一個從七品的下級文官,過去對朝廷的惟一貢獻只是檢舉了張居正,今天居然具有這種道德上的權威,敢於直接指斥皇帝,其憑借者安在？萬歷的看法是,鄒元標和其他諍諫者並非對他盡忠,而是出於自私自利,即所謂“訕君賣直”。﹝39﹞這些人把正直當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誹謗訕議人君的方法作本錢,然後招搖販賣他正直的聲望。

這種看法不無事實上的根據。有些文官熟讀詩書,深知百世流芳之說。他們可以找到一個題目,寧可在禦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揚史冊。這樣的做法,說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譽,確乎是一種高貴的商品。否則,何以有許多人願意付出這樣昂貴的代價,放棄經過千辛萬苦掙來的進士出身,繼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這種人物具有這樣看法,則內閣首輔雖然承認現實,卻又不能放棄理想。

申時行決心做和事佬,他的誠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並不能為全部人士所諒解。他有時被批評為張居正的循吏,有時則被指責為“首尾兩端”,即遇事左顧右盼,缺乏決心。﹝40﹞但是申時行卻並不因這些批評而改變作風。旁人處在他的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較直截了當的硬性辦法；申時行之“蘊藉”,半由天賦,另一半則因為在前任和後台那裏得到的教訓。張居正死後被參,家產籍沒,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張的作風辦事,至少也是沒有頭腦。今日他端坐在文淵閣中張居正留下的公案後邊,當然不能忘懷張居正當年的神情氣概。這位烜赫一時的首輔,確乎把他申時行當作門生和屬吏。但也正因他申時行能夠虛心下氣,才有進步成長的機會,而終於成為張居正的繼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