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第3/16頁）

如果查閱官方的史籍,書上都明確無誤地記載了全國的補給已由中央統籌分配,而實際的執行卻全賴互不相屬的下級機構。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隊之間的補給關系已如上述,即使是運往北京的漕糧,其運輸情況也十分奇特。所謂漕糧,就是從南方大多數府縣中征收田賦所得的通過大運河而運往北京的糧食。按明文規定,漕運由專業化的軍士負責運送,運送的軍士即稱之為運軍。全部運軍有官兵十二萬人,分駕運糧船一萬兩千艘。但是這個龐大的隊伍卻沒有一個統籌後勤的機構來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運轉。糧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濱接受納稅者所繳納的谷米,然後解纜北運。一艘糧船由一個下級軍官管理,並直接對中央政府負責。在所運的糧食送達北京附近的張家灣倉庫以前,糧船上全體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財產甚至妻子兒女,都等同於保證這次運輸安全的抵押品。因為除此而外,別無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16﹞至於糧船的制造,也同樣表現了散漫和缺乏組織的特性。這些糧船的法定使用期限為十年,過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設有“船廠”一處,是全國最大的造船場所,其產量的高峰為年產七百艘以上。然而這個所謂船廠實際上由82個小型船廠拼合湊攏,各廠之間各自經理。雖有一個類似於總管理處的機構,它卻無統一調度人力和物資的權能,自然也更談不上有效的技術分工。﹝17﹞

不消多說,組織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裝備上的落後。本朝並不完全缺乏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們都被集中到皇城裏,專門為皇帝的禁衛軍制造精美的甲胄。﹝18﹞一般的野戰軍只能服用襯以小鐵片的棉布祆,或者由紙筋搪塞而成的“紙甲”。﹝19﹞至於士兵們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縣作為賦的一個部分制造繳送,﹝20﹞質量既有欠精良,規格也談不上標準化。

以上種種落後的情況,使本朝野戰軍的戰鬥力幾乎與農村的民兵相去無幾。與這種情況相一致的,是對於將領的選拔。在當權者看來,一個將領所應該具備的素質是勇敢粗豪而不在於頭腦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劉,外號人稱“劉大刀”,根據誇大了的描寫,他所用的鑌鐵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可以在馬上“輪轉如飛”。﹝21﹞和劉同在遼東戰役中犧牲的杜松更為粗蠻魯莽。他在作戰時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戰敗,就會毀壞自己的兵器甲胄以發泄怒氣,而且不斷聲稱必須自殺或者落發為僧,毫無鎮定從容的大將風度。因之,此人被努爾哈赤稱為“杜瘋子”。﹝22﹞

軍官的任命多數以“世蔭”的形式而繼承父業。任命的程序相當復雜,大致是高級將領的子孫需要降幾級繼承,下級軍官則無須降級。﹝23﹞從本朝中期開始,情況稍有改變,自兵部尚書劉大夏奏準推行武試,任何有志於成為軍官的人只要考試及格就可以取得晉身之階。但事實上由考試及格充當軍官並上升為高級將領的,可謂絕無僅有。而且這種武生的考試又重在刀槍弓馬的是否嫻熟,由文官主持的筆試,其要求不過是粗通文字而從未涉及軍事科學。各處所開辦的“武學”,也以儒家經典作為主要的講授內容,其教學進度,以“每日總授不過二百字”為原則。﹝24﹞

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高級將領,幾乎很少有人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其實這也正是文官集團所預期的目的。將領既然大多屬於一勇之夫,當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為總督巡撫,讓他們來指揮各級武官。﹝25﹞在總督巡撫之下還有“兵備使”或“海防道”,他們名為監察,實則握有調度攻防的權力。在軍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補給、交通各項也統統由文官主持。

這種軍事體制的設計,顯而易見,其重點不在於對付敵國的全面入侵,同時也不打算全面進攻敵國。發生在1449年號稱“土木之變”的戰役,正統皇帝為瓦刺所俘虜,已經暴露了軍事體制中致命的弱點。然而這樣震驚全國的事件仍然沒有能夠引起應有的重視與改革。武備繼續廢弛,軍事組織不斷衰退。文官們只要在他們的任期中保持平靜無事,則一切有關軍隊改造的計劃大可束之高閣。一直到16世紀中葉,倭寇的勢力大張,不僅屢次攻破了被視為固若金湯的東南海防,而且長驅直入,視守軍為無物,這才使中樞的文官驚醒,發現這低能的軍事制度將要危及整個帝國以及他們個人的安全。窮則思變,改革已成為勢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於選擇有創造精神的高級將領,他必須在戰略上深謀遠慮,而又精通各種戰術。

蹂躪東南沿海的倭寇不同於普通的海盜。海盜大多是烏合之眾,只要抄掠財物的目的一經達到,隨即呼嘯而去。而倭寇則不然。他們登陸以後通常要建立根據地,有時還圍攻城池。其中的成員也並非全部來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國人。在一般情況下,中國人還在其中占有多數,而且可以擔任高級頭目。﹝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