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練之弊

當日練勇的指揮權，並沒有明確指定由曾國藩掌握，也就是說曾國藩沒有被授權指揮那些具體的將領和士兵。聖旨所謂“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實在是一個模糊的指令，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很大。“幫同”的意思，就是協助巡撫辦理團練和剿匪，至於怎麽協助、協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難問，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哪算哪了。當然，這也不是說鹹豐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開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擁兵自重，破壞中央集權制度的遠見卓識。導致這種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於鹹豐，而要歸咎於鹹豐的爺爺——嘉慶皇帝。

嘉慶元年，川、鄂、陜、豫四省交界地區，白蓮教起義開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鬧越大。到了嘉慶四年，單憑國家正規部隊——綠營兵的實力，已經收拾不掉這個圍剿與反圍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時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經過改制，加入軍事和經濟概念，重新包裝，搖身一變為團練題材，在朝野熱炒之下，竟然連續漲停，托住大市。終於，在嘉慶七年，基本肅清白蓮教，為大清帝國接下來差不多五十年的國內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還算小好的調子。白蓮教被團練制度幹掉了，鹹豐皇帝自然要嘗試這個辦法，用來對付太平天國。所以，從鹹豐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氣任命了十個省共四十三位團練大臣，並刊刻嘉慶初年的《築堡禦賊疏》、《堅壁清野議》以及相關指導性文件，頒發各省，號召大家邊學邊幹，苦練快上。可是，實際效果如何呢？

團練的精髓，只有八個字：清查保甲，堅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鄉士民與起義軍勾結呼應，讓剿匪部隊沒有後顧之憂，不用東堵西捂，手忙腳亂。堅壁，就是砌高壘，挖深濠，修繕城防；清野，則是拆除城墻外若幹裏內的房屋，清割農田作物。一可以斷絕起義部隊的糧食供應，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難度。這八個字紮實做到了，在沒有統一指揮，各自為戰，不占領根據地的情況下，白蓮教起義軍想不成為“流賊”都不行。而一旦成為流賊，屁股後面總是跟著一隊獵人般的綠營兵，所到之處，則是堅固的碉堡，質樸勇敢的民兵，想歇腳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嶺作“山賊”，再沒有別的出路。而一旦墮落成山賊，政府軍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為營，大舉圍剿。當此時也，外有重圍，內無定餉，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軍心搖動，隨時有不攻自潰的危險。這時候恐怕是求作“降賊”也不可得了。大致來說，各地白蓮教就是這樣被團練制度搞定的。

白蓮教和太平軍，在朝廷眼裏，都是亂民暴民，都是黃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區別不大。而實際上，白蓮教和太平軍，根本就是兩碼事：白蓮教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機構，多點並發、互不聯屬；太平軍自金田起事，就有一個緊密團結在洪秀全周圍，由拜上帝教和三合會骨幹分子組成的領導集體，進退有度，攻守有節。白蓮教像同治年間的撚軍，流動作戰，沒有根據地；太平軍則在南京建國，以江浙為根據地，橫行長江，從容進退。白蓮教自身沒有明確定位，做一天強盜跑一天路，是所謂“流賊”；太平軍則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張，與清朝分庭抗禮，儼然敵國，是所謂“竊號之賊”。團練能搞定白蓮教，也能搞定太平軍麽？

毫無疑問，食古不化的鹹豐皇帝認為可以。只可惜，事實面前，人人平等。團練對付不了太平軍，這是客觀規律，皇帝說話也不管用。

對付太平軍，團練八字訣就不夠用了。自從鹹豐三年從武昌戰略撤退，沿江東下，二十幾天內占領南京，太平軍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下長江以前，可以歸其類為“流寇”，到南京後，就得算是“割據”了。下長江以前，太平軍一直被追殺，雖然攻城掠食，一路席卷，但總顯得狼狽，不無屁股向後、平沙落雁的尷尬。一旦進入南京，改元建國，糧餉充足，士氣旺盛，就不滿足於僅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後，立即派李開芳、林鳳祥率領北伐軍，胡以晃率領西征軍，北邊打到靜海，西邊打到武漢，就是這種戰略意圖的體現。更重要的，則是太平天國由始至終，在淪陷區民意擁戴指數上，不但遠高於綠營，也略高於湘軍和淮軍。當時沒有蓋洛普公司作統計，但是別的證據可以支持這個結論：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撫，慨嘆湖北“莠民”每每“兵至為民，賊來從逆”。洪山民眾裏應外合，幫助石達開擊敗湘軍，羅澤南因此戰死；後來收復，胡林翼差點下達了屠城的命令。曾國藩困守江西，對各屬民眾“從逆如歸”甚為惱怒，乃至教導部下不妨“殺刈草菅，使民之畏我遠過於畏賊”。太平軍中石達開、李秀成不但善戰，而且能安撫民心，引為己用，眾所周知。其中下層將領中，也不乏曾天爵、宋關佑那樣能行“仁義”的“君子”。太平天國在武昌、南京都舉行過科舉考試，開考之日，應者雲集，其中就不乏劉鵬、王弢這樣學高才大的讀書人。圍城官紳中，固然有滿門自殺的忠臣孝子，也不乏進言上策的“貳臣”、“劣紳”。曾國藩一直敬慕的桐城派古文大師梅曾亮、著有《藝舟雙楫》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世賢的侍王府，每日優遊談宴，此間樂，不思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