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白雲可殺不可留

奪槍

陳國瑞，湖北應城人，少年時被太平軍虜獲，當了童子軍，後投奔湘軍將領黃開榜，作了他的幹兒子。陳國瑞“秀美若處子”，出戰，常著紅裝、充先鋒，號稱“紅孩兒”，屢戰屢勝，名動一時。同治元年，入僧格林沁部，極得信寵，情同父子。三年，以破苗沛霖有功，授浙江處州鎮總兵。時年二十九歲。

太平天國都城被攻破後，清廷戰略重點轉為剿撚。撚軍馳騁於山東、河南、安徽等地，

行跡無定，擅長裹脅，雖然只是“癬疥之疾”，但清軍一直找不到對症之藥。僧格林沁有勇無謀，只會“疲師尾追”，“與賊俱流”，以致人勞馬乏，成效不彰。同治四年春，僧格林沁率領馬隊，連追一個多月，從河南追到山東，“日行百裏，往返三千馀裏”。陳國瑞認為蠻幹不合兵法，應該調整戰術，僧格林沁卻說功成在即，應當一鼓作氣，繼續追剿。意見不合，僧格林沁傳令繼續追擊，陳國瑞扯住僧格林沁坐騎，說：“要去你去，老子不去”；僧怒，說：“不去就不去，老子自己去”。於是，揮師出發。此老子見彼老子倔強，沒辦法，說了句：“國瑞卒不忍王獨敗”；還是帶兵出隊，擔任前鋒。果不其然，撚軍數萬馀人匯合之後，不再逃跑，而在汶上、鄆城間設好埋伏，陳國瑞一至即被包圍。僧格林沁調發親兵前去助戰，也被擊潰。撚軍隨即包圍了僧格林沁，並在曹州吳家店將僧軍全部殲滅。陳國瑞浴血奮戰，所部大多陣亡，自己身受重傷，僥幸逃脫。聞僧被殺，又舍生忘死，喬裝潛入敵中，找到僧格林沁的屍體，晝伏夜行，七天後回到軍營。朝廷認為僧格林沁之死，河南、山東的地方大員以及僧軍部將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紛紛予以降職、記過等處分，唯有陳國瑞因為身負重傷仍苦戰到底，免予處罰。

僧格林沁死，曾國藩繼任為督師大臣。此前，南京收復，湘軍旋被裁撤，曾國藩北上剿撚，所帶部下多是李鴻章派遣的淮軍，劉銘傳即在其中。程學啟歿後，劉銘傳勇略為諸將冠，號稱淮軍第一名將，其部稱為“銘軍”。四年五月，銘軍駐紮在山東濟寧北部的長溝，陳國瑞率領殘部“遊擊”至此，看到淮軍裝備精良，多為西洋武器，“心獨艷之”，於是“思奪其利器”。鹹、同間，諸軍因為爭地盤、爭軍餉或者爭閑氣，往往發生“友軍”火拼之事；搶奪“友軍”武器，這倒要算頭一遭。但是，空手固然能入白刃，長矛能否奪火槍呢？陳國瑞率領親兵五百人突入銘軍陣地，趁其不備，先殺了數十人。劉銘傳立即布置迎戰。不要說銘軍這種百戰之師，就是一般軍隊，只要人手一枝火槍，以之迎戰配備各類長短冷兵器的敵軍，孰勝孰負，可想而知。所以，小半天功夫，陳國瑞帶來的五百人就被銘軍全部殲滅（估計是不準投降），陳國瑞跳登民房逃命，也被“梯而執之”。劉銘傳並不殺他（畢竟是朝廷命將），只是將他關起來，每天一碗瘦肉粥，不讓吃飽，也保證餓不死。就這麽過了幾天，才“請”他過來相見。陳國瑞一見劉銘傳，既不怒罵，也不求饒，只是哭訴：“此五百人，皆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一旦為君所殲，吾軍自此衰矣”；既然陳國瑞認了栽，劉銘傳也就不為難他，聞言，“憐而釋之”。

但是，稀裏糊塗死了五百人，總不能就此罷休，於是雙方都往上打報告，要求仲裁。足球比賽出現爭執，足協可以通過重播錄像，以定曲直。友軍火拼，未經錄像，判斷事實只能靠分析雙方的狀書。但是，不管是皇太後的軍機處，還是曾統帥的營務處，卻都不好判斷誰是誰非。為什麽呢？銘軍若說對方專為搶火槍而來，事雖有之，卻不合情理；陳國瑞若謊稱小事造釁，而全營被殲，也不合邏輯。所以，雙方投訴，必都不能秉筆直書，而要捏造兵勇械鬥、局面失控的平實文字。手持長矛搶火槍，這是浪漫主義；寫稟上訴，規定文體為現實主義風格。文體和事實之間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沒有馬爾克斯或者殘雪的敘事才能，估計誰也寫不清這件匪夷所思、聳人聽聞的事件。所以，雙方文告只能盡量符合日常經驗，而細節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趨於含混模糊。軍機處、營務處諸公據此判案，也就只能各打五十大板，難得糊塗了。加之當日剿撚形勢甚為吃緊，任何嚴厲處罰都會損害士氣；陳國瑞的後台是以僧格林沁家為代表的忠親王一派，劉銘傳的上級為曾國藩、李鴻章，一有偏倚，必生怨望，所以，朝廷幹脆不加處罰：

“劉銘傳、陳國瑞勇丁互相械鬥，殺傷多人，實屬不成事體。該員等均系提、鎮大員，不思乘賊勢新挫之後奮鬥追擊，而於勇丁互相鬥殺不能禁止，且各執一詞，殊失大員體度。本當從重治罪，姑念該員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