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瑣的郭巡撫

道光二十五年，在北京曾宅作客一年多的郭嵩燾離京回湘，曾國藩作了一篇《送郭筠仙南歸序》，末雲：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蘄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五谷”句見《孟子·告子下》，意即畫虎不成不如狗也。說這話的現實背景是郭嵩燾連考兩次會試，皆未中式。思想背景則是，他早看出郭嵩燾的性情才學更適於求道論學，作一個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而“去其”“扞格”、“至於純熟”，由此“達於時軌”，博取世俗功名，則似非其所長。曾、郭二人，交往有年，相知甚深，“於是為道其深”，不作泛泛應酬語；這固然是曾國藩愛人以德的諍言，卻也是不幸言中的讖語。二十年後，郭嵩燾“自揣既熟”，適逢朝命優渥，派署廣東巡撫；本擬拳打腳踢，建勛立業，孰料甫一伸展即受摧折，恰好證實了曾國藩非所敢知的隱憂。

同治三年七月廿七日，楚軍克復湖州；明日，克吉安，是為全浙肅清。十月，左宗棠奏以蔣益澧護理浙江巡撫，自己率軍入閩，正式履行閩浙總督的職任。其時，太平天國將領李世賢、汪海洋所部會同從蘇、贛等地“竄出”的馀黨，多在福建境內盤踞；左宗棠采取自北而南、由東向西的推土機式戰法進行“追剿”，太平軍且戰且退，分別往西、南逃撤。福建之西為江西，省內有本省防軍以及鮑超的霆軍，防堵尚無大虞。福建以南為廣東，省內只有一支戰鬥力不強的粵軍，眼看左宗棠以鄰為壑、“驅賊入粵”，不免又氣又怕。廣東巡撫郭嵩燾就數次向中央反映情況，要求閩軍“調派勁旅，嚴密分布，截其西竄之路，以便方耀等軍專顧粵疆，力保完善”。

一般來說，追殺比圍殲易於致力，肅清本境又比消滅全敵易於建功；故左宗棠斬釘截鐵的拒絕了這個要求：

“本省堂奧有賊，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本省腹地漸清，自必與鄰省共謀夾擊”；

此為同治四年五月間事；篇首所述“靈芝”事件，恰發生於去年。左、郭二人，兼有鄉人、姻戚、鄰官三重關系，即算不能或者不願幫忙，神色辭氣之間，固然應該委婉一點；而“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則隱然在說“鄰省”官吏、將領缺乏設置“藩籬”的能力，混吃等死，全不稱職。然則，一株靈芝惹下的麻煩，真真不小。但是，這句話不過不留情面而已，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才真正印證了傳言所謂的“以茲小故，寖成大郤”。

在福建追剿太平軍，除了左宗棠的楚軍以外，還有李鴻章派來助剿的郭松林、楊鼎勛兩支軍隊。郭嵩燾被左宗棠拒絕後，遂將希望寄托在郭、楊二部，希望他們在福建肅清後移師粵東，幫助堵剿。郭、楊未至福建以前，郭嵩燾就已和李鴻章商量好淮軍入粵的計劃；郭、楊既至，他又與營務處的段起取得聯系，並發去借調咨文。這個備用計劃若能依約進行，廣東軍務必不致貽誤。誰知左宗棠下手極狠，在肅清福建後，竟然主動上奏，請求將郭、楊二部調派回蘇。其摺略謂：

“茲查由閩竄粵之賊，實只汪逆海洋夥黨數萬，縱各股尚有漏出人數，諒必無多。（閩、贛、粵）三省合力，或可將此股就地殲除，不致久稽天討。臣前聞直（隸）、（山）東軍務吃緊，撚逆狓猖特甚，時事方殷，似兩省兵力宜厚而不宜薄。郭松林、楊鼎勛所部多勇敢之士，所習洋槍炮隊必非撚逆所能當；且淮北、皖北之人實居大半，用之北方，服水土而少疾病，得力無疑。臣愚以為：就天下大局而論，直、東為重，閩、粵、江西為輕；就此時賊勢而論，閩、粵、江西為緩，而直、東較急。是蘇省援閩之軍仍應調回蘇州，以備曾國藩、李鴻章調度明矣”；

此時為四年閏五月。北方撚軍縱橫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僧格林沁戰死，曾國藩受命擔任“剿撚”總指揮，李鴻章則擔任後勤總調度；此即左宗棠所謂“吃緊”的“直、東軍務”。撚軍固難對付，但這畢竟是曾、李的任務；近鄰廣東的“藩籬”，他不能“代固”，數千裏之外直隸、山東的軍務，他卻設身處地，盡心謀劃。如此舍近求遠，居心何在？我說，這是一石二鳥的高招。首先，表彰閩軍的功勞。經閩軍剿除以後，“竄粵之賊”，“諒必無多”，可見閩軍是一支戰鬥力強、責任心重的勁旅。其次，表彰自己大公無私的美德。中央批評疆吏、統帥，以及疆吏、統帥互相攻擊，有個術語叫做“擁兵自衛”；意即不顧大勢，惟重轄區，前引左宗棠“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之語，便有“擁兵自衛”的嫌疑。現在，他說太平軍馀黨應當由福建、廣東、江西三省自行了斷，請將淮軍調離，不要拖了“剿撚”的後腿；則顯非“擁兵自衛”的自了漢口吻，而是大公無私的謀國者胸懷。因此，中樞“覽奏”，極為欣慰，立即“諭知李鴻章檄調”郭、楊回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