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偉大的推銷員（第2/2頁）

孟老夫子講了一輩子仁義，反對了一輩子利，此刻和梁惠王才一見面，就聽見生平最討厭的這個“利”字，便氣不打一處來，當即來了段長篇大論：“大王啊，拜托，您別講這個‘利’字好不好！講點仁義不是比什麽都強嗎？您惦記著您魏國的利，您底下的那些大夫也惦記著他們家裏的利，士人和庶人也惦記自己那點兒切身之利，一個國家要是上上下下都這樣追逐私利，那這個國家可大大地危險了啊！在萬乘之國裏弑君作亂的都是那些千乘級的豪門貴族，在千乘之國裏弑君作亂的都是那些百乘級的豪門貴族，您想想，這些豪門貴族的家業足有全國的十分之一那麽多，實在是很不少了呀，可他們還是不滿足，還是要犯上作亂，您想想這是為什麽呀，還不是因為他們都把‘利’字放在‘義’字的前頭，典型的見利忘義啊。您再想想，您聽說過有哪位仁者會不顧自己的父母嗎？您聽說過有哪位義人會怠慢自己的君主嗎？嘿嘿，沒有吧！所以啊，您只要多念叨點兒仁義就什麽都有了，談利做什麽呢？”

大家要注意，這一段是《孟子》全書的開篇第一節，意義重大，講的是義利之辨，具有開宗明義之功。孟老夫子山東好漢式的個人風格在這裏也表露無遺，梁惠王的第一句話就被孟子拿一套長篇大論給撅回去了，真不知道梁惠王當時是什麽表情。

但是，請大家再仔細瞧一下，看看孟子這段義正詞嚴的開場白有什麽問題沒有？提示：老孟在使壞，在耍花槍。

誰要是看第一遍就能發現問題，智商肯定在五百以上。

有人發現了沒有，孟子其實是在偷換概念，梁惠王問的“利”和孟子回答的“利”雖然都是同一個“利”字，實質上卻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們體會梁惠王的語境，他關心的“利”是如何富國強兵之類的事情，如何擺脫黴運，如何使魏國走出低谷，如何走向繁榮富強，如何讓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達到一個理想點，這才是梁惠王所關心的“利”，而不是孟子答非所問的那種私利或者小利。所以呢，梁惠王的問題其實一點兒沒有什麽可恥的地方。我們設想一下，比較切實一點兒的回答大概諸如：我們要搞改革才行啦，我們封建社會也並不排斥市場經濟啦，我們要走一條具有魏國特色的封建主義道路啦，然後再提出一二三四具體措施等。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期強人輩出，有說五行的，有玩邏輯的，有講修身的，有論無為的，但歸根到底，真正幫助一個國家走向強國之路的全是那些有切實考慮、有具體方案、有量化指標的改革家。前面講到的商鞅就是這類人才當中最傑出的一個。

孟子有沒有改革的具體方案和量化指標呢，看到後面才知道，但是就這一刻來說，孟子可的的確確是在詭辯啊。這就是典型的詭辯，乍一聽上去慷慨激昂、合情合理、頭頭是道，聽者的心裏雖然隱隱約約覺得不大對頭吧，可對這話還真不容易挑出毛病來。不過，梁惠王作為當事人，即便一時想不通這層，早晚也會明白，一旦明白了就肯定會對孟子不滿：好你個老孟啊，盡跟我玩虛的！都說我們河南人如何如何，看來這山東人也不都是實誠人啊！

老孟在玩虛的，這可不是我發現的，中國歷朝歷代這麽多聰明人攻讀《孟子》，早有人發現了。就拿一個最權威的人物說話吧。大家知道，朱熹的《四書集注》在中國歷史上地位非凡，是多少代讀書人的標準教科書。以朱熹的水平，早看出孟子耍花槍了。但人家朱熹也是位了不起的聖人，厚道得很，不像我在這裏說孟子是玩偷換概念的鬼把戲，一副刻薄相，他只是注釋說：“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真是點到為止啊，既指出了問題，又給孟老夫子留足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