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留守兒童”問題為什麽不嚴重？

“留守兒童”顯然是社會有了頻繁的流動性之後才可能會出現的產物。如果是一個沒有多少人口流動、人們安土重遷的靜態社會，肯定不會有“留守兒童”的問題。朱元璋時代堪稱是靜態社會，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井然有序。而11至13世紀的兩宋時期則是流動性十分活躍的時代，士農工商全都卷入到社會流動中，士人“必遊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農人“釋其耒耜而遊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工匠從五湖四海湧入城市，在街巷“羅立會聚，候人請喚”；商人不遠千裏，“舟舡往來興販”。很多富人亦“皆僑居寄處，至或假賃舍宇”。那時候人口流動的規模雖然不如今日之大，但肯定也已經催生了一部分“留守兒童”。

然而，古代社會包括宋朝社會的“留守兒童”問題，其實都不嚴重，並沒有發展成為需要引起重視的社會難題。這背後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國家“十一五”青年專項課題《西部留守兒童道德成長研究》有一篇論文提出，“據研究發現，古代的留守兒童問題不突出的關鍵原因在於並非父母雙方外出，而往往是母親和孩子一起留守”，這個結論是有道理的。我們看古人外出經商也好，當傭工也好，很多時候都是老婆孩子留在家中，極少出現父母都離家的，留守家中的孩子至少可以從母親那裏得到保護與情感慰藉，而“目前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與母親一起留守的孩子各方面的表現在留守兒童中是最好的”。

這是古今留守家庭結構的差異。如果我們將視野拉寬，從基層社會的構造來看，還會發現古今差別更大。有識之士已經指出，對留守兒童最大的傷害，不是來自貧困，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狀態。人，不管是成人，還是兒童，都離不開共同體的扶持、保護、救濟、安頓、慰藉。用司馬光的話來說，“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強，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飏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禦外患，則久為異類食矣。”因此，人需要結成共同體，告別原子化生存。而最重要的共同體當然是家庭，由家庭又擴展為宗族。

宋代是宗族共同體得以重新構建的時代。趙宋立國之初，由於剛剛歷經五代戰亂，原來維系秩序的士族門第已經瓦解，社會陷入失序當中，以致“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對於主要依靠宗法聯結起來的傳統社會來說，宗族之不存，即意味著社會的潰散。有鑒於此，張載、程頤、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籲“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通過建立宗族共同體，“有無欲其相通，兇荒欲其相濟，患難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在這個過程中，範仲淹創設的範氏義莊無疑是宗族共同體建構的典範。皇祐元年（1049），範仲淹將全部個人積蓄都捐獻出來，在蘇州購置良田千畝，作為範氏義莊的公益基金。凡蘇州範氏族人，均可從義莊獲得救濟。

就這樣，蘇州範氏族人生活在宗族共同體的庇護網絡之中，不但可以從中獲得物質的資助與救濟，還能在共同體中體會到人情的溫暖，養成對共同體的情感認同。不過，宗族救濟通常是封閉的，外族人無法分享，但範氏義莊還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倘若鄉親、姻親、親戚陷於貧窘，或遇饑荒不能度日，範氏諸房共同核實後，也可以用義莊糧米“量行濟助”。

其實古人不但生活在血緣性的宗族共同體中，同時也生活在地緣性的村社共同體之內。北宋士大夫呂大鈞在陜西藍田創立的呂氏鄉約，南宋士大夫沈煥、史浩、汪大猷在明州設立的鄉曲義莊，均是跨宗族、超越血緣的村社共同體。當過宰相的杜範在《跋義約規式》中也提到另一種村社共同體：“余每嘆王政不行，風俗不古，無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1237）春，歸自中都，得鄉之義約。隱幾讀之，其憫窮恤死，庶幾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堅此意推而廣之，必有聞風而來取法者，則斯約之倡，其仁遍吾邦矣。余雖貧，亦願助焉，喜而為之書。”這個“同井相扶持”的村社共同體叫作“義約”。

有了這些共同體，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的人們便不至於彼此孤立、疏離。因此，假設宋朝社會也有雙親均外出的“留守兒童”，他們亦應該可以從家鄉的宗族共同體、村社共同體中得到照顧、安頓。

而當這些民間自發形成的共同體也不足以實現救濟時，後面還有政府救濟兜底。宋朝戶令規定，“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裏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勝致者，當界官司收付村坊安養，仍加醫療，並勘問所由，具注貫屬、患損日，移送前所。”“近親”即宗族共同體；“鄉裏”即村社共同體；“村坊”則是政府設置的福利機構。南宋時，單救助孤兒的政府公益組織，便有“慈幼局”“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嬰兒局”“慈幼莊”“及幼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