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理學家

讓我們先來看幾場發生在宋代的社會重建運動——

宋朝立國之初，由於剛剛歷經過五代戰亂，原來維系秩序的士族門第已經瓦解，社會陷入失序當中，以致“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父在已析居異籍，親未盡已如路人”。對於主要依靠宗法倫理聯結起來的傳統社會來說，宗族之不存，即意味著社會的潰散。鑒於此，張載、程頤、朱熹等宋代儒家才發起一場旨在“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的宗族重建運動。宋代及之後的宗族組織，基本上都是以朱熹的《家禮》為範本重新構造的。

北宋熙寧年間，關中大儒呂大鈞在家鄉藍田縣創立鄉約，史稱“呂氏鄉約”或“藍田鄉約”。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純粹由民間社會自發、自主地建構出來的村社自治組織。按照呂大鈞設計的制度，鄉約既是自由的（自願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選領袖），也是平等的（入約的鄉親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齒為序充任“直月”）。這套鄉約制度經過朱熹的整理，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南宋末年，朱熹再傳弟子陽枋的家鄉遭受蒙古軍隊洗劫和屠殺，滿目瘡痍，鄉治敗壞，陽枋不但“悉所有以給困乏”，還和當地鄉紳“發舉藍田呂氏鄉約”，重建地方社會秩序，效果很不錯：“一鄉化焉”。

南宋乾道四年（1168），朱熹在福建的五夫裏設立社倉，這是宋朝士紳創設的農村低息小額扶貧貸款組織。按照朱子的設計，社倉大體上是這麽運作的：由地方政府先墊付一定數額的大米作為貸本，“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社倉每年在青黃不接的五月份放貸，每石米收取息米二鬥，借米的人戶則在收成後的冬季納還本息。等收到的息米達到本米的十倍之數時，社倉將貸本還給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戶，此後只用息米維持借貸斂散，不再收息。淳熙八年（1181），朱熹上奏朝廷，建議在全國推行社倉之法。四五十年下來，朱子社倉已“落落布天下”。

北宋末、南宋初，官學潰壞。畢生致力於學術與教育的朱熹想改造官學，卻發現官學其害“不可勝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換言之，就是幹脆拋掉官學體系，另立爐灶，創辦更有獨立品格、更有學術品質的書院。在理學家的推動下，書院獲得空前的繁榮。宋代的書院是獨立於官學的學術共同體，朱熹說，“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因而，書院歡迎的是“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同時，書院也是踐履儒家經世理想的講學機構，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而是要通過講學“傳斯道而濟斯民”。

不管是宗族的復興、鄉約的創建，還是社倉的推廣、書院的建設，無一項不是由理學家發起、組織、建立、主持。從張載、程頤、呂大鈞，到朱熹、陽枋，均是宋代著名的理學家。宋代的民間慈善，主導權也逐漸從宗教團體轉移到理學家群體身上，如南宋理學家劉宰曾經三度“糾合同志”，開辦“粥局”，為無家可歸、無糧糊口的饑民施粥，並以寺院收留流浪饑民。第一次“粥局”從嘉定二年（1209）十月持續至次年三月，日救饑民四千多人；第二次“粥局”從嘉定十六年（1223）冬持續至次年四月，日就食者最高達一萬五千人；第三次“粥局”從紹定元年（1228）二月持續至四月。活人無算。

今日的人們多以為理學是心性之學。說起理學家，也容易聯想到“袖手空談心性”的呆板形象。但實際上，從宋代開始，幾乎所有重要的社會重建運動，都有理學家熱誠參與，或者由理學家倡導之，領導之。理學並不是單純的“內聖”之學，理學的歸宿點依然是“外王”，即“治國”“平天下”，即建立優良的人間治理秩序。受理學影響的宋代士紳，相信重建人間秩序的道路並不是只有“治國”一途，投身於地方社會的建設——宋人稱之為“仁裏”——更加可行、可靠。

所以，北宋大儒張載計劃在關中買一些田地來試驗“井田制”，認為“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朱熹弟子度正提出，“仁之為道，用之一鄉不為不足，用之一國不為有余，所施益博，則濟益眾，雇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則為仁政，在下而行之，則為仁裏，裏仁之所以為美者，非以其有無相赒，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故耶。”姚勉說，“士君子之生斯世也，達則仁天下之民，未達則仁其鄉裏，能仁其鄉裏，苟達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