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宋朝保留了特赦制度？

宋朝是赦免制度最活躍的時代

不管在西方社會，還是在東方的中國，“赦免權”作為國家元首的一項特權，少說也有兩三千年的歷史了。西方的赦免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3年古希臘頒布的赦免法令。而成書於周代的《易經》，也明確表明至遲在西周時期，中國已出現了赦免罪罰的做法：“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自漢代起，赦免開始成為一項正式的國家制度。到了宋代，國家的赦宥活動達至鼎盛狀態，據晚清法學家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的統計，兩宋時期平均每兩年就有一次大赦。若論君主的降赦數量，歷代王朝未有超過宋代者。宋廷還將三年一次的“郊祀大赦”確立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這也是其他王朝所未有的。

宋朝的赦降名目多樣，有大赦、郊赦、曲赦、別赦、德音、錄囚，等等。我們不妨將其歸納為兩大類：大赦與特赦。特赦是只對某一地區或某一類人有效的罪罰赦免。大赦則是普遍性的赦免，即所謂的“大赦天下”。每有大赦，宋朝都要鄭重其事地舉行一場盛大、熱鬧的下赦典禮，來看《東京夢華錄》“下赦條”的記載：

“車駕登宣德樓。樓前立大旗數口，內一口大者，與宣德樓齊，謂之‘蓋天旗’。旗立禦路中心不動。次一口稍小，隨駕立，謂之‘次黃龍’。青城、太廟，隨逐立之，俗亦呼為‘蓋天旗’。亦設宮架、樂作。須臾，擊柝之聲，旋立雞竿，約高十數丈，竿尖有一大木盤，上有金雞，口銜紅幡子，書‘皇帝萬歲’字。盤底有彩索四條垂下，有四紅巾者，爭先緣索而上，捷得金雞紅幡，則山呼謝恩訖。（宣德）樓上以紅綿索通門下一彩樓，上有金鳳銜赦而下，至彩樓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讀。開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樓前，罪人皆緋縫黃布衫，獄吏皆簪花鮮潔。聞鼓聲，疏枷放去，各山呼謝恩訖。樓下鈞容直樂作，雜劇舞旋，禦龍直裝神鬼，斫真刀倬刀，樓上百官賜茶酒，諸班直呈拽馬隊，六軍歸營。至日晡時，禮畢。”

皇恩大赦無疑是一件特莊重、嚴肅的事情，不過我們不難發現，宋朝的降赦過程充滿了娛樂精神，宣赦的前後都穿插著精彩的雜技、雜劇、音樂、武術表演。這麽安排當然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觀看，以便將降赦的宣傳效果快速擴散開來。宣德樓宣赦之後，皇帝的赦書會抄錄多份，快遞到各個州縣，然後在各市鎮鄉村的粉墻上公布，曉示天下人。

士大夫對皇恩大赦頗有微詞

宋朝君主幾乎都有“大赦天下”的偏好，但宋代士大夫對皇帝的頻繁降赦一直頗有微詞，許多知名的大臣都上書反對過皇恩大赦：

北宋景祐元年（1034），侍禦史龐籍上書說：“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苦者抑之，未必無怨也。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復惡，故以為政教之大患也。”

至和二年（1055），知諫院範鎮亦上書反對皇帝一年數赦：“臣聞古人有言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此言赦之惠奸而無益於治道，不可數者也。……京師及畿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好人良善也，數赦尚猶喑啞；蚩蚩愚民，其不狃而為奸且盜者，無幾矣！”

數年後的嘉祐六年（1061），另一位知諫院司馬光也給皇帝上書：“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系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

這幾位名臣上書抗議皇帝降赦的故事，都發生在宋仁宗朝。因為仁宗是一名生性仁厚的君主，老是擔心有人含冤受屈，所以寧縱毋枉，降赦比較頻仍。他在位四十余年，降赦至少有一百次，其中大赦為二十二次。怪不得要引來司馬光等大臣的不滿。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宰相王安石也反對過赦降，當年天大旱，神宗皇帝心中不安，“欲降赦”。在此之前，神宗已經一年之內頒過兩回赦書。這一回王安石說什麽也不同意皇帝再大赦天下了，他告訴皇帝：“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在王安石的阻擋下，宋神宗只好停止下詔大赦。

南宋士大夫洪邁也認為“多赦長惡”：“紹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兇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好長惡，何補於治哉？”他還舉了一個例子：婺州富人盧助教，一日到租佃其田地的佃戶家收租，被佃戶一家用極殘忍的手段殺死。殺人的兇犯當然被判了死刑，卻遇上“赦恩獲免”，獲釋之後，竟然“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谷？’”殺人兇手這麽囂張，真是對赦免制度的一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