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經濟政策的產生(第2/5頁)

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對蘇維埃進行改選,選舉前要自由地對所有工人和農民進行宣傳。工人、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和各左派社會主義政黨享有言論和出版自由。集會和成立工會及農民協會的自由。釋放全部社會主義政黨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參加工人和農民運動被捕的工人、農民、紅軍戰士和水兵。選出一個負責審理關押在監獄和集中營中的犯人的委員會。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為任何一個黨都不能利用特權來宣傳自己的思想並為此獲得國家撥款,代之以各地選舉的文化—教育委員會,國家應向這些委員會撥款。立即取消所有的巡查隊。除有害車間外,所有勞動者的口糧應均等。給農民按照其願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權,他們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養和使喚牲畜。允許依靠自己勞動從事自由的手工生產。[18]

喀瑯施塔得約有16000名守軍,起義水兵采取防守態勢,並且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由圖哈切夫斯基率領的龐大軍力進攻這個海軍要塞,平定了叛亂。一部分起義者逃亡芬蘭,留下的均被逮捕,遭到嚴厲懲處和殘酷鎮壓。為關押喀瑯施塔得叛亂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契卡建立烏赫塔集中營。[19]這是蘇維埃政權集中營制度的開端。3月15日,列寧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承認:“那裏不要白衛分子,也不要我們的政權。”[20]

喀瑯施塔得暴動中有幾點值得注意:①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是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甚至在國內戰爭最艱難的時刻,他們都是布爾什維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後盾。②他們的口號是:自由選舉,給所有社會主義政黨以自由,取消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的專政,言論、報刊、集會自由,取消所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措施,開放市場,等等。③起義者齊心協力,頑強地同布爾什維克軍隊戰鬥,寧死不屈。

農民和水兵的暴動給蘇維埃政權敲響了警鐘。列寧承認這是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所遭受的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列寧對農民起義的危險性是有深刻的體會的。沙皇政權和臨時政府政權垮台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民起義動搖了它們的執政根基。1917年10月26日,武裝起義勝利之後,列寧在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如果政府的行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貧苦農民的需要,難道農民群眾還會鬧風潮嗎?然而政府所采取……一切措施,都是反農民的,逼他們不得不舉行起義。”[21]布爾什維克黨在實行糧食征收制之後自己也遇到了同樣的農民起義的問題。

對農民來說,判斷一個政權的好壞並不在於名稱,而在於是否給他們帶來實際的看得到的好處。過去他們反對沙皇的糧食征收制,1917年反對臨時政府的糧食征收制,現在經過3年的苦難之後,他們又不得不揭竿而起,繼續反對糧食征收制。由於制定和實施這一政策的是布爾什維克黨,所以農民自然把矛頭對準這個黨,反對這個黨的專政,反對共產黨人進入蘇維埃。糧食征收制雖然是當時保衛蘇維埃政權所必須的措施,但卻導致執政黨信任度的缺失。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進國家立即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支持落後俄國的革命和建設,為此采取許多措施來促進甚至直接策動西方某些國家的革命。進軍華沙是直接輸出革命的最後一搏,然而遭到了失敗。

這樣蘇維埃政權就面對內有農民造反,外無國際救兵的極端困難的境地。對農民起義的鎮壓,對水兵起義的鎮壓只是一種救急的“外科手術”,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要從根本上防止群眾騷亂和暴動,維持社會的穩定,必須改變不得人心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廢除從沙皇政府和臨時政府那裏繼承下來的糧食征收制。

尋找出路

沙皇政府、臨時政府和蘇維埃政權實施糧食征收制都是戰爭的需要,所不同的是蘇維埃政權在實施這一制度的時候,加進了“共產主義”因素,形成了“軍事共產主義”體系,把全國生產和消費的統一管理看作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捷徑,這就使問題復雜化了。

實際上當時國內和黨內有識之士早在農民起義爆發之前或之初已經看到問題的嚴重性,提出解決的辦法和方案。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自糧食征收制實施之初就提出過反對意見。1919年7月17日,孟什維克中央建議,取消現行糧食專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則為基礎的新制度:①國家按合同價格購買糧食(廣泛實行直接的商品)交換,以低價向城鄉貧困居民出售糧食,國家對差價進行補貼。國家通過自己的代理機關、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購代銷原則采購這些糧食。②在產糧省按生產成本向較富裕的農民征收一部分余糧。③由合作社和工人組織采購糧食,並將采購到的糧食交給國家糧食機關;在國家掌握大工業企業的情況下允許按租讓制原則使用私人資本,但必須有助於改善、擴大生產和降低生產成本;徹底放棄小工業的國有化;國家調節最重要的大眾消費品;除少數專門規定的專賣商品(如藥品等)外,允許合作社和個人自由經營;改善信貸制度以保證商業、工業和農業領域的個人積極性;同投機和商業欺詐行為作鬥爭;工會完全獨立於國家機關;根據消費品的物價指數提高工資和規定最低工資;撤銷幹預消費公社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