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聯合政府”政策的破產及其原因(第3/10頁)

[83]現在档案材料披露的羅共領導人的言論,可以證明這些指責不是沒有根據的。選舉前,喬治烏—德治信心十足地對莫洛托夫說,為了確保取得選舉的勝利,“已經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波德納拉希在蘇聯使館的談話更加明確:“我們希望在投票時得到的實際選票可以達到55%~65%,但是我們需要得到的是90%的選票,而做到這一點,將要借助於選舉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種‘技術手段’。”[84]

所謂非常措施,就是制造政治案件,利用掌握中的權力機關打擊反對派。這是比較容易也更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匈牙利,由於共產黨的力量較弱,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85]在1945年11月的普選中,小農黨取得巨大勝利,在議會中占有近60%的席位。在莫斯科的壓力下,為了履行建立“聯合政府”的承諾,小農黨同意增加共產黨在內閣中的席位,而共產黨以退出政府相威脅,取得了內務部長的職位。到1946年4月,利用小農黨的分裂,共產黨不僅控制了最高經濟委員會、國防部等關鍵部門,而且還讓更為好鬥的拉伊克·拉斯洛接替過於書生氣的納吉·伊姆雷擔任了內務部長。到了10月,作為小農黨的領袖,納吉·費倫茨總理實際已被架空。兩個月後,國防部和內務部在既末通知總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況下開始了大規模逮捕。在隨後幾個月對這起“反共和國陰謀”案件的審訊中,大批小農黨核心或骨幹人物受到牽連,納吉·費倫茨的密友、小農黨總書記科瓦奇·貝拉也遭到指控,並被蘇聯人神秘地逮捕。[86]1947年1月在與蘇聯大使普希金的談話中,費倫茨承認小農黨議會黨團中確實混有反動分子,但是“共產黨人千方百計地誇大陰謀,試圖利用自己在偵察機關的優勢敗壞小農黨領導人的名聲並引起該黨的分裂”。“共產黨正在沒有任何根據地中傷和迫害獨立小農黨的某些成員”。費倫茨還向蘇聯人提出,為了給“聯合政府的工作創造一個健康的基礎”,“希望共產黨也做出讓步,準許我們小農黨的成員進入警察系統和地方政權機關”。[87]費倫茨哪裏知道,匈共的矛頭最後就是指向他本人的。在4月29日對莫洛托夫的匯報中,拉科西指出,不僅納吉·費倫茨總理是陰謀集團的領導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國總統蒂爾迪·佐爾坦也與該陰謀有牽連。拉科西還坦言:“很遺憾,在陰謀分子那裏沒有發現武器倉庫,否則我們就可以更加徹底地揭露他們了。我們需要某種緊張的局面。至少,我們希望把關於叛國陰謀的問題再次提到首要地位。”[88]一個月後,拉科西便利用費倫茨出訪瑞士之機,在突然召開的部長會議上提出對他的叛國指控,費倫茨被迫辭職,流亡國外。[89]

在波蘭選舉前的幾個星期,掌握政府權力的工人黨和社會黨對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采取了2000多次行動”,逮捕了幾千名農民黨領袖和黨員,並舉行了幾次審判,旨在證明農民黨與波蘭流亡分子、地下集團和美英使館等都有勾結;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選區內農民黨候選人資格,禁止波蘭農民黨組織在22個縣裏開展活動。[90]結果,農民黨在1947年1月的選舉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損傷”。工人黨向莫斯科報告說,鑒於米科拉伊奇克還有很大影響,“今後仍然必須對農民黨施加壓力,對它采取攻勢”,除了繼續實施意識形態方面的進攻外,更重要的是“從國家機關,首先是行政—政治機關中清除波蘭農民黨成員”。[91]其目的正如社會黨領導人貝爾曼所說,就是要“建立一個在對待政府態度上能夠循規蹈矩的反對派”。[92]

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後發生了清洗和排擠反對黨的類似情況。[93]總之,到1947年春天,東歐各國聯合政府的社會政治基礎大大縮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內的非共產黨部長,也只能是俯首帖耳。作為一項政策,“聯合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如前所述,東歐各國共產黨接受來自莫斯科的這種“寬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帶有被迫性,而黨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們在政府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因此,破壞“聯合政府”的行為最初大多是東歐各國共產黨主動采取的。與此同時,蘇聯也開始漸漸對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這種要求采取了支持的立場,因為在莫斯科看來,處於反對派地位的各黨基本上是持反蘇立場的,只有共產黨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針和方向,才能保證對蘇友好政策的實行。在莫斯科認定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的目的之一在於誘使東歐國家脫離蘇聯控制以後,特別是當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借口共產黨無法替代政府做出決定,而試圖違背蘇聯的意旨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時候,斯大林終於決心放棄“聯合政府”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