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短的結論（第3/7頁）

[1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年）》下卷，第9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第243～244頁。

[19]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519頁；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758頁；《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2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年）》下卷，第12頁。

[20] 斯大林在1945年12月與蔣經國會談時提到，蘇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當去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料到會有這樣一個建議，這在他們中間引起了很大混亂”；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1。

[21] 以上引言見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發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對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頁。

[2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第245～246頁。

[2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615～616頁；《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1～3、15～17頁。

[24] 關於重慶談判的詳細過程和國共雙方的主張，中國學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參考的成果見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第八章，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章百家《對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則重點考察蘇聯對重慶談判的態度。

[25] 彼得羅夫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1945年8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4，д.244，л.205-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14-216。

[26] 彼得羅夫與赫爾利會談備忘錄，1945年9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218-21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29-230。

[27] 彼得羅夫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1945年9月6日；彼得羅夫與蔣經國會談備忘錄，1945年9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40、226-2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30-233、233-235。

[28] 彼得羅夫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1945年10月10日；彼得羅夫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1945年10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39-44、120-123，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系：俄國档案原文復印件匯編》第4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851～856、840～843頁。

[29] 對於蘇聯來說，還有一個控制外蒙古的問題，不過中共暫時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30] 早在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員邁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關於《未來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則》的報告中就指出，戰後亞洲的危險來自“美國和中國結成一個矛頭指向蘇聯的聯盟”。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中譯文見《蘇聯歷史档案選編》第16卷，第712～713頁。

[31] АМОР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档案館），ф.32，оп.11312，д.196，л.140；ф.32，оп.11309，д.248，л.25，Ачкасов В.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поражение милитариетской японии，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1980，c.322。

[32] 詳見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41-143；趙素芬：《周保中將軍傳》，解放軍出版社，1985，第473～475頁；張一波、袁魯毅：《“八·一五”前後的東北抗日聯軍》，李鴻義、王景：《東北抗日聯軍的鬥爭歷程》，《中共黨史資料》總第15輯（1985年），第128～172、173～188頁；彭施魯：《東北抗日聯軍和蘇聯遠東軍關系回顧》，《中共黨史資料》總第56輯（1996年），第32～49頁。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6～7頁。

[34] 詳見金沖及《較量：東北解放戰爭的最初階段》（以下簡稱《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頁。

[3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第257～258頁。

[36] 中央档案館、陜西省档案館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5年）》，未刊，第83頁。

[37] 李運昌：《憶冀熱遼部隊挺進東北》，《中共黨史資料》總第15輯（1985年），第64～67頁；曾克林：《山海關—沈陽—延安：憶我與蘇軍的關系》，《中俄關系問題》1990年第28期，第1～7頁；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201～202頁；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46，л.12-18、19-21、22-23，《中蘇關系：俄國档案原文復印件匯編》第4卷，第792、806、811～8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