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可以觀看……（第2/3頁）

圖三 1956年，上海工商業者家屬在集會上。與會者的忐忑與茫然，幾乎是一覽無余地寫在她們臉上。

需要說明，這是一幅新華社當年公開發表的新聞照片，攝影者有意抓取了與會家屬們鼓掌的瞬間，意在表現她們對公私合營的擁護，恐怕這也是照片能夠通過審查最終發布出來的原因吧。而鏡頭的選擇終究是有限的，它在抓取人們鼓掌的同時，也只能如實記錄下現場與掌聲相伴的一切，於是便有了這五味雜陳的定格。

攝影術誕生以前，形象記錄社會生活場景的功能，多由繪畫來承當，但再怎麽寫實的繪畫，也不可能像照相機那樣如實地還原眼前的景象。誠然，攝影者對於所拍攝的對象、對於拍什麽和不拍什麽，也會有所取舍，而快門一旦按下，取景框裏的一切，便巨細無遺地被記錄了下來，這就使得每一張照片都具有了某種特定的“全息”性，觀看者則根據自己的偏好看其所看，從中獲得自以為有趣的信息。觀看者對於照片信息的關注與選擇，往往與拍攝者的主觀願望大異其趣，有時候攝影者作為畫面的主體呈現給人的，觀者卻熟視無睹，反而是畫面裏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觸動了他的神經，引發了他的思緒，從而對某件史實、某個人物或某種社會現象獲得了新的認識。

著名攝影家李振盛拍攝過一組反映“四清”運動的照片，記錄了1965年黑龍江阿城縣農村開展“四清”運動的場景。李先生當時是黑龍江日報社的一名攝影記者，他應該是帶著宣傳“四清”運動大好形勢的使命去進行這次采訪的。事過四十多年之後，再來看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卻別有意味。其中一張照片（圖四）裏，兩個富農分子低著頭、弓著腰站在台上接受批鬥，他們身上穿著油光可鑒的破棉衣，看上去與叫花子已沒什麽兩樣,卻還要被推到人前遭受這樣的羞辱，讓人覺得實在可憐。後人在觀看這張照片時，對被批鬥的人心存憐憫，與他們身上的破棉衣是分不開的。這身破衣爛裳，對於希望這張照片所能訴諸讀者的感情，比如激發對於富農分子的義憤與仇視等等，幾乎具有某種顛覆性。而被批鬥者身上已露出棉絮的破棉褲和破棉襖，又是攝影者在拍攝這張照片時，很難避開的。這些細節或信息，雖與照片所要表達的主題無關，乃至相悖，但在攝影師按下快門的那一刻，也不可避免地定格在了畫面裏，這就為後人提供了另一種觀看的可能。

這種“全息”的定格，雖非攝影者的初衷，卻恰恰是照片的魅力所在。

圖四 1965年，“四清”運動期間，黑龍江阿城縣批鬥富農分子。他們襤褸的穿著，之於他們“富農”的成分，真是莫大的諷刺！羅蘭·巴特說，每一張好的照片，都有一個令人心悸的“刺點”，而這張照片的“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羅蘭·巴特說過，那些“好的照片”都有一個令人心悸的“刺點”。這刺點，在不同的照片裏各個不同，有時是“一條腰帶”，有時是一雙“帶襻的皮鞋”，或者是某個小男孩的“一口壞牙”、一條“夯實的土路”，等等。在巴特看來，照片裏存在刺點，“並不一定能證明攝影師技藝高超，它表明的僅僅是，那個攝影師當時正在那個地方，或者換一種更加無可奈何的說法：攝影師在拍對象整體的同時，不可能不拍對象的局部（凱爾泰什科怎麽能把土路和在土路上走著拉小提琴的人分開呢？）”。同樣的道理，在這幅照片裏，拍攝者也無法把批鬥的現場與現場裏富農分子那身破棉襖分得開。

非但如此，在巴特眼裏，照片裏那些攝影師們刻意營造出來的“刺點”，反而會弄巧成拙。他說“某些細節可以‘刺痛’我。如果不能，那大概是因為那些細節是攝影師刻意安排的”。巴特認為“攝影是魔術”而非藝術，大概就是指攝影所經常顯現的這種出人意料、不被駕馭的特性吧。

說到照片細節的顛覆性，不能不提到2008年的“天價香煙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參加某次會議的照片被人發到了網上。這實在是一張再尋常不過的工作照，人們對它感興趣，是因為在這位周局長桌前一個毫不起眼的地方放了一盒價值一百多元的“九五至尊”香煙。接下來的發展極具戲劇性，從照片上的這個與主題並不相幹的細節順藤摸瓜，竟牽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貪官——周久耕最終以受賄一百多萬獲刑十一年……

由此說來，照片的細節不僅能顛覆拍攝者所期待的價值取向，居然還能顛覆現實生活裏的貪官汙吏，可謂功莫大焉！我以為，周久耕的意外落馬，是大可在攝影史上重重地寫一筆的，並且攝影在當今中國的這等奇妙，更是那個發明了攝影術的法國人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