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遭遇”之種種（第2/3頁）

數十年極人事之變遷，存余行篋囊也，蜀也蕪也寧也蘇也滬也，轉徙奔走萬余裏，骨肉分滯於異鄉，此身而外此圖獨存。時一展觀，悲歡橫積。蓋是圖也，非金珠玉帛也，藏之笥胠篋者不取也，遺諸途好貨者不顧也，或有目而注之者曰：此鬼魄也，避而走。嗟夫！天下惟與人無爭之物，為可長保，為可長私也……

孰料，這則慶幸“此圖獨存”、“為可長私”的題識寫下才兩年，“文革”就爆發了。在“破四舊”風暴中，為保存、藏匿這張照片，潘先生的父親費盡了心思。最後，將照片固定在了所居日式房子的一扇紙質拉門內，又將外側貼上同樣的紙張，從外觀上看不出一點破綻。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真是驚心動魄：“1966年9月16日晚，五名南下北京紅衛兵闖入我家，據他們說，他們在北京某‘黑幫’家中看到了我父親送給那位‘黑幫’的作品，於是便循著這條線索來上海查抄。查抄共進行了五個小時，他們將我家幾代人辛苦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畫等一掃而光，裝滿一部三輪卡車後拉走。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這張《合家歡喜圖》，得以存留下來了！”

像潘津生先生家人那樣敢於精心藏匿“問題”老照片的，並不多見。許多人往往不等來抄家，便將感到會惹麻煩的照片自己動手銷毀了。將家藏的老照片付之一炬，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實在是匪夷所思，但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對此卻很容易理解。實際上，自動銷毀家藏照片之舉，早在1949年時代轉換不久便發生了。隨著“鎮反”運動的開展，家中所藏凡與舊政權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國民黨軍隊制服的，或與國民黨高官合影的，總之，足以佐證當事人在舊政權中地位與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規模地“銷毀”過一次。及至“文革”，階級鬥爭愈演愈烈，風聲鶴唳，人人自危。頭戴一頂瓜皮小帽即被疑為地主富農，身著西裝革履則非工商買辦莫屬。即便沒戴瓜皮小帽，也沒革履西裝，哪怕只是穿戴得稍微齊整了一點也不行：廣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怎麽就你們家過得人模人樣？於是將照片付之丙丁，就成了一種最安全的選擇。

八十一輯《老照片》裏刊載過已故著名學者周一良生前所寫的一篇懷念夫人鄧懿的文章，其中也憶及自己“文革”中主動銷毀家藏影集的經過。周先生說，這些保存了幾十年的十幾本相冊“並非掃四舊之初所毀，是紅衛兵抄走又還回來之後，被我自己親手毀掉的”。這件事讓他的夫人很傷心，周先生後來回想起來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這樣做的原因時，周先生說道：“我對於她穿著華麗的衣服，在照相館擺出姿勢所照的相，向來認為俗氣，很不喜歡。但當時究竟是受到什麽思想支配，現在也說不清楚。總之是一種賭氣的行為吧，就幹脆付之一炬。”

在空前的社會壓力下，面對家藏老照片，連學富五車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論那些一般的民眾了。周先生文章中隨附的老照片，還是後來從國外的親戚處，一張張又陸續找尋回來的。（圖二）

對那些自覺有“問題”的照片，在藏匿與銷毀之間，還有一種折中的處置，那就是塗抹與剪裁。具體說來，便是將照片裏的“問題”人物裁剪掉，或者對其面部做羞辱性塗抹，最常見的做法，是往臉上打“×”，以表示自己已經與照片上的人劃清了界線。在1949年時代轉換之際，“問題”人物主要是前朝的高官顯宦、文化名流，像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圖三）、閻錫山以及胡適、周作人，等等。另外，被指為“叛徒”或犯了路線錯誤的中共領袖，像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等人的照片也在塗抹或剪裁之列。隨著一波又一波的黨內整肅，“問題”人物也隨之增加，從高崗、饒漱石到彭德懷、黃克誠，再到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都沒能逃脫照片被羞辱的命運。

有位周穎女士，在第五輯《老照片》裏講述了他們家所存一張照片的遭遇。照片是“文革”前中央首長接見其父參加的某次會議人員的合影，一直鑲在鏡框裏，掛在他們家書房的墻上。隨著“文革”的深入，照片裏的中央領導相繼被揪出、被打倒。其父先是將照片從墻上摘下，收了起來，又擔心造反派來抄家見到，說他沒與黨內那些大走資派們劃清界限，整天為此提心吊膽。“忽然有一天，父親又拿出了那張長長的照片，鋪在桌上，看了很久，想了許久，然後拿起鋼筆，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領導人挨個塗抹了。此後，只要廣播裏點一個人的名，父親就用小刀刮掉一個（大概是覺得鋼筆的顏色蓋不住）。再後來，父親反而不去刮了，因為打倒得太多了……”可能因為照片被“處理”得實在慘不忍睹吧，周女士才沒將其拿來《老照片》發表。不過，假如哪裏要建“文革”博物館，這張遍體鱗傷的照片，是不可不想辦法征集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