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集裏識滄桑（第2/3頁）

……畢業後，畢業生指導部介紹我去重慶市府工作，我在重慶市府秘書處當了兩年科員就解放了。解放後被原地留用。那時我見解放軍戰士艱苦樸素，紀律嚴明，寧可睡露天也不驚動百姓；市府機關內的同事，個個年輕有幹勁，與舊市府秘書那種死氣沉沉形成鮮明對照，我感到我們的國家可能有希望了，因此我工作很努力。沒想到好景不長，1953年元旦我就被送往公安局主辦的政治訓練大隊集訓，工資減少，行動也受限制，一直到1955年，結業時以解放前曾任政校國民黨區分部委員、解放後一貫表現反動為由，給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並受到管制二年的刑事處分……

1956年撤銷管制，介紹到南岸四聯針織廠工作，月工資32元。我妻劉淑坤本是兩路口小學的優秀教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工資從70元降到8元（後改為18元），送遠郊礦山、磚瓦廠等處監督勞動。1958年開展交心運動，四聯廠的領導多次動員，說交心就是靠攏黨，我想淑坤去年就是相信這種運動，提意見幫黨整風，才被打成右派的，我不能重蹈覆轍。但其繼續向我動員，說交心和反右不同，交心就是交思想，交思想就是放下思想包袱，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即使是過去的思想也可以談，不談就是與黨和人民有距離。我終於上了他的圈套，在學習會上談了一些思想問題，並作了自我批判，廠領導在會上對我大加表揚，會後又要我把交代的寫成大字報，並說只寫主要的若幹條，不必寫後面的批判，我照辦了，他又一次在會上表揚我，號召其他幹部向我學習。可是不久，我收到了南岸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以反革命罪判處我管制四年……1960年，有一天廠保衛員叫我收拾行李，去石橋派出所學習。到派出所後，又立即送我去江北塔坪勞動大隊，勞動大隊又送我去長壽縣東風農場勞動改造。

……

胡佛在文章中還回憶了當年接受法庭審判時的情形。冷冷清清的法庭上只有他和審判員、記錄員三個人，沒有旁聽者，沒有律師，沒有證人，甚至也沒有原告。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證是他寫的那張大字報，他解釋說那是在領導的一再動員下的向黨“交心”。審判員質問他為什麽上面沒有一句自我批判的話，他這才恍然大悟。事隔二十年後，胡佛回重慶時，曾到處打聽那位動員他交心的廠領導，想問問他當時為什麽要那樣做，但一直未找到他，後來聽說他因犯了什麽罪案被送去勞改了。

說到那位廠領導一味要引胡佛上鉤的原因，現在想來，可能是當時各單位都分配了“揪反革命”的名額，廠裏的領導掂量來掂量去，只有“政大”畢業的胡佛最符合“條件”，遂出此伎倆，請君入甕，也未可知。其實，單憑著“政大學生”的身份，即已注定了他們是各種“分子”的“最佳候選”，想逃都逃不脫。法政系的畢業生陳樹榮，“反右”時在中山大學任教，上級分派的右派名額還有一個沒著落，盡管在運動中他一直沉默寡言，一條意見也沒提，那頂“右派”的帽子最後還是落在了他的頭上。

還是說胡佛。一年以後，胡佛結束了勞改被送回重慶。此時他已無家可歸，他原先的住房早被市府收回。1958年以後，他們夫妻雙雙蒙難，四個兒女只好分別寄養在了親戚朋友家。當時既沒有錢租房，也沒有人願意把房子租給受管制的人住。後來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間無人居住的茅草房，一家人算是有了一個落腳的地方。誰知，禍不單行。胡佛一家住進去沒幾個月，鄰居家失火，殃及他們的茅屋，好不容易搶出了僅有的幾床棉被和幾件家具，茅屋很快被大火燒光。之後，居委會安排他們住進了一所中學的禮堂裏。胡佛和孩子每天從學校燒過的煤灰裏篩撿炭花，然後挑出去賣，借以維生。這期間，胡佛還賣過高粱粑，給學校挑垃圾、沖廁所、修電燈，後來還幹過搬運工。一個經濟系畢業的大學生，不得不以這樣的方式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此中的無奈又有誰能知曉！

就是這樣的日子，也不得安生。“文革”風暴一起，胡佛以“蔣介石政大學生”之身，又遭沖擊，先是被抄家，繼之以無休止的批鬥。最後被舉家遣送回農村老家，過著“賤民”一樣的生活。可嘆的是，兒女們也跟著受盡株連。那時沒有人願意與被管制的人家結親，兒子二十六歲了還找不到對象，後來不得不采取同類三家三角聯婚的辦法，邵家的女兒嫁給了胡佛的兒子，胡佛的女兒嫁給了王家的兒子，王家的女兒則嫁給邵家的兒子。三對青年的終身大事就這樣草草敷衍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一步步落實政策，胡佛始得恢復了做人的尊嚴，並將自己的所學用於社會。1978年，公社聘其擔任了中學高中部的老師，教物理和英語。1979年胡佛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80年法院撤銷了1958年的判決；1955年公安局定其為“反革命分子”管制二年的決定，亦經重慶市公安局撤銷。1984年，重慶市政府辦公廳將胡佛收回原單位、恢復原工資安排退休。1991年胡佛分到了一套住房，1996年又按副處級增加了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