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 城（第2/3頁）

另一張照片（圖三）裏，既沒有群情激昂的歡呼，也沒有臨街揮舞的彩旗和鮮花，路邊店鋪前的幾十個人，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都有，他們只是平靜地站在那裏遠遠地觀望，或微笑，或淡然，或冷眼，或沉思……自晚清以來，北京城的民眾經歷了太多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眼前的戲碼，只是不知道這一次的“改朝換代”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命運。仔細觀察還可以發現，在沿街店鋪的兩塊匾額中間臨時紮制了一顆象征新政權的五角星，並在門楣上裝飾了一束紅綢，以點綴喜慶。這一舉措，如果不是聽命於接管者的統一安排，而是自主所為的話，則多少表達了店鋪主人向接管者示好、期望與新政權合作的意願——其實，這也是多少年來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一貫奉行的人生哲學：誰登台都無所謂，只要自己有太平日子過，哪怕捧捧場，在台下扯著嗓子替你喝兩聲彩呢！

畫家沈嘉蔚曾在《老照片》裏專文介紹過一位叫塞姆·塔塔的外國攝影家在解放軍占領上海時的影像記錄，這些照片收錄在一部國外出版的畫冊《上海 1949年：一個時代的終結》裏。塞姆·塔塔在1949年的時代更叠之際恰好在上海，並且一直待到解放軍進城以後，用照相機完整地記錄了國民黨的潰敗與共產黨的進駐。有些外國攝影家，像美國《時代》雜志的攝影記者伯恩斯，因沒能待到上海易手的一刻，他的影像記錄到上海被共產黨接管前夕即戛然而止了，所以塞姆·塔塔這些以一個外國記者的視角記錄解放軍進城的照片便顯得格外珍貴。

圖二 1949年春，解放軍的車隊行駛在北平的大街上。

圖三 1949年春，北平民眾在街頭觀看解放軍入城。

其中一張肩負長槍、騎著高頭戰馬的年輕戰士從上海的鬧市區穿過的照片（圖四），很是吸引人們的眼球，同時也極具象征意味。馬背上的這位從根據地來的小戰士，可能長這麽大還是第一次見到城市什麽樣，一旦置身大上海的鬧市區，行進在林立的高樓大廈中間，難免有些緊張，這從他的面部表情與有些拘謹的手勢上便看得出來。再者，馬是農耕文明的標志性交通工具，隨著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成功，如今也以勝利者的姿態耀武揚威地踏進上海這“被嚴重西化”的“十裏洋場”，似乎也在象征著農耕文明對工業文明的一次意外征服，一如向來所宣傳的“小米加步槍”戰勝了“飛機大炮”。

這匹高頭大馬和騎在馬背上從鄉下來的小戰士，對於上海這個繁華的大都會來說，怎麽看都像是莽撞的闖入者。然而一個時代的序幕，卻隨著這莽撞的“闖入”，被一把扯開了。

隨之“闖入”的，還有載歌載舞的秧歌隊（圖五）。

秧歌，本是從北方農村的土壤裏誕生的一種集體民間歌舞，此時已演變成中共在根據地動員民眾、組織民眾的一種常見的文藝形式與手段。我曾在舊書攤上見到一本小冊子，是1949年初由山東省新華書店出版發行的，旨在向原國統區的民眾介紹解放區的各種新事物。裏面有一首打油詩，列舉了解放區的種種新氣象，諸如土改、掃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還不乏形象地提到了“一跳，一跳，秧歌舞”。

圖四 1949年5月，上海舉行解放軍入城式，圖為行進在鬧市區的騎兵。

對於秧歌舞，國民黨方面的軍政官員也印象深刻。最近看到台灣國民黨調查局局長沈之嶽1965年在寫給時任台灣省主席黃傑的函劄裏，提到大陸的中共政權時，仍以“秧歌王朝”相諷喻，足見其對秧歌舞存心之耿耿。不過，這個沈之嶽曾受戴笠派遣，長期打入中共內部，對根據地的生活很熟悉，念念不忘秧歌舞，也在情理之中。

秧歌舞在解放軍各地入城遊行的隊伍中，每每現身，幾乎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風景。那一刻，這道來自北方的粗獷、奔放的風景，想必讓圍觀的上海的民眾大開了眼界。而且過不了多久，那些圍觀的民眾，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有的也將被裹挾到扭秧歌的行列中，去“一跳，一跳，秧歌舞”，接受來自根據地文化的洗禮。

對比拍攝於同時期的京滬兩地解放軍進城的照片，從場景到民眾的表情，你會覺得共產黨對古都北平的接管，其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怎麽明顯，蓋因北京到底還是保留了更多的農耕文明的元素，是一個集農耕文明之大成的所在，而上海則完全是近代工商文明的產物，在占領與接管者眼中是一種“異己”的存在，有著更多的難以把握的因素。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接下來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上海才比別的城市經歷了更多的陣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