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生命與時代記憶（第2/3頁）

圖一 1952年楊德崢與母親的合影，兩年後年僅二十七歲的母親因病離開了人世。

1960年代的中國，不像現在，對城鄉人口流動的管制還相當嚴格，到城裏謀生的人連個“農民工”的名分都沒有，作者的父親能夠沖破重重阻力脫離土地，堪為後來億萬農民工的先驅。而今已成年的作者，身為新一代的“農民工”，也來到了父親當年曾經留下身影的城市裏謀生，作者寫道：“現在，當年輕的我站在車流如織的武漢長江大橋上時，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光景了。歷經了三十三年（文章寫於1998年，編者注）的歷史變遷，一切都有太多的改變，當年站在橋頭留影的這位英氣勃勃的年輕人也已成了六旬老翁。”在文章的最後，作者感嘆道：“……父親永遠也不會再年輕，而我卻沿襲了父親年輕的生命。每一個老人都曾經年輕過，每一個年輕人都將漸漸衰老，直到有一天從這個地球上消失。”

誰說歷史的書寫只屬於史家與宮廷？這位名不見經傳的邱三寶，一個在城裏打工的農村青年，面對一幅尋常的家藏老照片所表達的歷史情懷，足以讓人肅然起敬！

然而，邱三寶的故事並沒有到此完結。稿件刊出後，編輯部按照來信的地址給他寄去了樣書，並退回了其父的照片，又通過郵局匯去了稿費。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樣書、照片以及稿費匯單均被郵局陸續退回，回執上寫著：“此人已走。”當時邱三寶除了信上的郵址，沒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聯系方式。沒奈何，我們只好在《老照片》上發啟事，希望作者見到後能與我們聯系，但連發了兩期都沒有回音。如今，十多年過去了，我們一直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一位循著父輩的足跡在城裏打拼的農民工，在《老照片》裏匆匆現身，留下一段樸素的“史述”後，即“消失”得無影無蹤，讓人牽掛不已。他父親的那張120的原版照片至今完好保存在我們這裏，真希望有一天能“完璧歸趙”，親手把照片交給他。

圖二 1965年，一位在城裏打工的“農民工”在武漢長江大橋上留影。

照片因其自身所蘊含的豐富信息，有時無需借助更多的文字解讀，便可以將人們帶入某個特定的時代，即使是那些尋常的家藏照也不乏這樣的功能。比起“宏大敘事”來，家藏的老照片，保留了更多的個體生命的溫度，這溫度既是個體的，也是時代的。

這裏有一張照片，是1952年8月太原百貨公司二部營業員的合影。（圖三）打眼看去，最吸引人們眼球的是，照片上無論男女，除了前排的一位男士和後排的一位女士之外，都穿著清一色的花布衣裳。在那個年代，女人穿花布也就罷了，大老爺們穿花格衣服是很為中國人忌諱的，在早年的革命影片裏，只有阿飛、特務才這樣打扮。然而，當中國實行“一邊倒”，完全投入蘇聯老大哥懷抱以後，傾力消費蘇聯的舶來品，自然也變成了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這張原本為“臨別留念”而拍攝的合影照片，多年之後，其拍攝的初衷，卻被照片上滿眼的花衣服喧賓奪主，反而成為了特定時代中蘇“蜜月”的某種佐證。

這張全家福（圖四），拍攝於1969年，是一個普通家庭的合影。因為大哥要“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插隊，全家人到照相館裏照了這張像。這張家庭的臨別留念，與前面那張單位同事的臨別留念，雖然時間上間隔了十七年，卻有一些一脈相承的東西在裏面，前者是集體穿花衣裳，後者則一律佩戴領袖像章。所不同的，是後面這張照片裏人們的表情顯得有些凝重與憂郁，越發讓人覺得別在胸前的領袖像章有些沉甸甸的（那像章原本就大得不成比例）。十七年間，政治運動接踵而至，從工商業者到知識分子，從黨政官員到基層百姓，像過篩子一樣，各個階層的人幾乎無一幸免。照片上的一家之長，不過是水產養殖場的一名普通職工，“文革”一鬧騰起來，也要為如何“站隊”而焦慮，想獨善其身、逍遙事外都不行。作者姜維平在文中說，他父親年輕時愛好文學，還嘗試寫過小說，後來又迷戀技術革新，發明了海帶分苗機，長春電影制片廠還為此拍了輯新聞紀錄片，但此後父親“便一步步一點點走向人生的衰敗，其中原因十分復雜，至今仍是不解的謎團。我想這很可能和他所處的時代即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政治體制有關。父親一生都在追求個性的解放，而生活卻需要整齊劃一和千篇一律”。

圖三 1952年8月7日，太原百貨公司二部營業員的臨別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