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

聞一多

題解

聞一多對莊子的研究和傳播用力甚勤，曾著有《莊子內篇校釋》、《莊子章句》、《莊子校補》和《莊子義疏》，並在其他地方多次說到莊子。聞一多對莊子獨有會心，尤其是對《莊子》散文藝術的研究，更顯示出一位詩人兼文學史家的慧眼文心和宏見卓識。1929年歲尾，聞一多發表了他的重要論文《莊子》，結合莊子的生存境況，集中對《莊子》的文學特征作了生動的闡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莊子·養生主》

一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縣東北）。宋在戰國時屬魏，魏都大梁，因又稱梁，《史記》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莊子《田子方》、《徐無鬼》兩篇於魏文侯，武侯稱謚，而《則陽篇》、《秋水篇》迳稱惠王的名字，又稱公子，《山木篇》又稱為王，《養生主》稱文惠君，看來他大概生於魏武侯末葉，現在姑且定為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馬敘倫定為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錯的。

與他同時代的惠施只管被稱為“仲父”，齊國的稷下先生們只管“皆列第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為祭酒”，呂不韋的門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莊周只管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然而拿這裏所反映的一副窮措大的寫照，加在莊周身上，決不冤枉他。我們知道一個人稍有點才智，在當時，要結交王侯，賺些名聲利祿，是極平常的事。《史記》稱莊子“其學無所不窺”，又說他“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莊子的博學和才辯並不弱似何人，當時也不是沒人請教他，無奈他脾氣太古怪，不會和他們混，不願和他們混。據說楚威王遣過兩位大夫來聘他為相，他發一大篇議論，吩咐他們走了。《史記》又說他做過一晌漆園吏，那多半是為糊口計。吏的職分真是小得可憐，談不上仕宦，可是也有個好處——不致妨害人的身分，剝奪人的自由。莊子一輩子只是不肯作事，大慨當一個小吏，在莊子，是讓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據他自己的學說，做事是不應當的，還不只是一個人肯不肯的問題。但我想那是憤激的遁詞。他的實心話不業已對楚王的使者講過嗎？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國有個曹商，為宋玉出使到秦國，初去時，得了幾乘車的俸祿，秦王高興了，加到百乘，這人回來，碰見莊子，大誇他的本領，你猜莊子怎樣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話是太挖苦了，可是當時宦途的風氣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種情況之下，即使莊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們根據現在的《莊子》三十三篇中比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蹤，知道他到過楚國一次，在齊國待過一晌，此外似乎在家鄉的時候多。和他接談過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國人。《田子方篇》見魯哀公的話，毫無問題是寓言；《說劍》是一篇贗作，因此見趙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莊子釣於濮水”，“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莊子行於山中，……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這一類的記載比較合於莊周的身分，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從這裏猜出他的生活的一個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謂“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的一種人。我們不能想象莊子那人，朱門大廈中會常常有他的足跡，盡管時代的風氣是那樣的，風氣幹莊周什麽事？況且王侯們也未必十分熱心要見莊周。憑白的叫他挖苦-頓做什麽！太史公不是明講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嗎？

惠子屢次攻擊莊子“無用”，那真是全不懂莊子而又懂透了莊子。莊子誠然是無用，但是他要“用”做什麽？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這樣看來，王公大人們不能器重莊子，正合莊子的心願。他“學無所不窺”，他“屬書禽辭，指事類情”，正因犯著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諱，裝出那“其臥徐徐，其覺於於，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的一副假癡假聯的樣子，以求自救。

歸真的講，關於莊子的生活，我們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關於他的軼事，可是誰能指出哪是寓言，哪是實錄？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雖不好坐實為莊子的信史，卻滿足以代表他的性情與思想；那起碼都算得畫家所謂“得其神似”。例如《齊物論》裏“莊周夢為蝴蝶”的談話，恰恰反映著—個瀟灑的莊子；《至樂篇》稱“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著一個放達的莊子；《列禦寇篇》所載莊子臨終的那段放論，也許完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