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鑒賞的程度

夏丏尊

題解

此篇錄自《文藝論ABC》，大旨謂文藝鑒賞有程度之等差。文藝乃一種廣義之象征，惟能與作者之深潛生命交感共鳴，才能體會到作品之神髓；所謂鑒賞，實讀者作者間一段生命的交流。鑒賞高級文藝，應於無形中升高醇化自己的人格，非深得個中甘苦，自難有此愜心之論。

一部名著可有種種等級的讀者。又，一讀者對於一部名著，也因了自己成長的程度，異其了解的深淺。文藝鑒賞上的有程度的等差，是很明顯的事了。在程度低下的讀者之前，無論如何的高級文藝，也顯不出偉大來。

最幼稚的讀者，大概著眼於作品中所包含的事件，只對於事件有興趣，其他一切不問。村叟在夏夜講《三國》、講《聊齋》、講《水滸》，周圍圍了一大群的人，談的娓娓而談聽的傾耳而聽是這類。都會中人的歡喜看濟公活佛、《諸葛亮招親》，贊嘆真刀真槍真馬上台，是這類。十余歲的孩子們歡喜看偵探小說，是這類。世界所流行什麽“黑幕”“現形記”“奇聞”“奇案”等類的下劣作品，完全是投合這類人的嗜好的。

這類人大概不能了解詩，只能了解小說戲劇。因為小說戲劇有事件而詩則除了敘事詩以外，差不多沒有事件。其實，小說之中沒有事件可說的盡多。近代自然主義的小說，其事件往往盡屬日常瑣屑，毫無怪異可言。即就戲劇而論，也有以心理氣氛為主，不重事件的。在這種藝術作品的前面，這類人就無法染指了。

不消說，作品的梗概，原是讀者第一步所當注意的，但如果只以事件為興味的中心，結果將無法問津於高級文藝。而高級文藝在他們眼中，也只成了一本排列事件的賬簿而已。

其次，同情於作品中的人物，以作品中的人物自居者，也屬於這一類。讀了《西廂記》，男的便自以為是張君瑞，讀了《紅樓夢》，女的便自以為是林黛玉。看戲時因為同情於主人公的結果，對於戲中的惡漢，感到憤怒或者甚而至於切齒痛罵。諸如此類，都由於執著事件以事件為趣味中心的緣故。

較進步的鑒賞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於其音調，或玩味其結構，或鑒賞其表出法。這類的讀者，大概是文人，一個普通讀者，對於一作品，亦往往有因了讀的次數，由事件興趣進而達到文字趣味的。《紅樓夢》中，有不少的好文字，例如第三回敘林黛玉初進賈府與寶玉相見的一段：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著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識，恍若遠別重逢一般。’”

在過去有青埂峰那樣的長歷史，將來有不少糾紛的男女二主人公初會時，男主人公所可說的言語之中，要算這樣說法為最適切的了。這幾句真不失為好文字，但除了在文字上有慧眼的文人以外，普通的讀者要在第一次讀《紅樓夢》時，就體會到這幾句的好處，恐是很難得的事。

文字的鑒賞，原不失為文藝鑒賞的主要部分，至少比事件趣味要勝過一等。但如果僅只執著於文字，結果也會陷入錯誤。例如詩是以音調為主要成分的，從來盡有讀了瑯瑯適口而內容全然無聊的詩。不，大部分的詩與詞，完全沒有什麽真正內容的價值，只是把平庸的思想辭類，裝填在一定文字的形式中的東西。換言之，就是靠了音調格律存在的。我們如果執著於音調格律，就會上他們的當。小說不重音律，原不會像詩詞那樣地容易上當，但好的小說，不一定是文字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ovski）的小說，其文字的拙笨，凡是讀他的小說的人都感到的。可是他在文字背後有著一種偉大吸引力，能使讀者忍了文字上的不愉快，不中輟地讀下去。左拉的小說，也是在文字上以冗拙著名的，卻是也總有人喜讀他。

一味以文字為趣味中心，僅注重乎文藝的外形，結果不是上當，就容易把好的文藝作品交臂失之，這是不可不戒的。中國人素重形式，在文藝上，動輒容易發生這樣的毛病。舉一例說，但看坊間的《歸方評點史記》[1]等類的書，就可知道了。《史記》，論其本身的性質是歷史，應作歷史去讀，而到了歸方手裏，就只成了講起承轉合的文章，並非闡明前後因果的史書了。從來批評家的評詩、評文、評小說，也都有重文字形式的傾向。

對於文藝作品，只著眼於事件與文字，都不是充分的好的鑒賞法。那麽，我們應該取什麽方法來鑒賞文藝呢？

文藝是作家的自己表現，在作品背後潛藏著作家的。所謂讀某作家的書，其實就是在讀某作家。好的文藝作品，就是作高雅的情熱、敏慧的美感、真摯的態度等的表現。我們應以作品為媒介，逆溯上去，觸著那根本的作家。托爾斯泰在其《藝術論》裏把藝術定義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