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東吳特殊的塢堡部曲軍制（第3/4頁）

這種趨勢自然不是孫權願意見到的，相比較而言，孫權更願意任用南渡北士，因為南渡北士集團跟隨孫堅、孫策、孫權父子多年征戰，與孫氏政權的關系正如呂範所言，“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而江東大族久居江東，與孫氏政權實質上僅是一種合作關系，孫氏政權借江東大族而建業圖霸，江東大族也借孫氏政權而擴充勢力。南渡北士與江東大族，孰近孰遠，孫權心中當然很清楚。

再從經濟上看，隱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東漢末年以來豪強地主的拿手好戲，江東大族也不例外，“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吳國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同的是，在吳國，江東大族超越制度過量占有土地和勞動力的行為，是得到孫吳政權默許的。《世說新語•政事三》載會稽賀邵出任吳郡太守，遭吳中諸強輕視憤而以“檢校諸顧、陸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報復一事，及余嘉錫在《世說新語箋注》中稱：“人多離其本土，逃亡在外，輒為勢家所藏匿，官不敢問”。皆說明孫吳政權實際上是以默許江東大族私占人口、土地為條件，來獲得江東大族的支持。

而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豪強地主占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對孫吳國家越不利，因為本該入孫吳國庫的租稅轉入大姓之門，本該為國家服徭役的編戶轉為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強受益則國家受損，這是必然的。從這個角度看，孫權打擊勢力日見擴大的江東大族實屬必然。

陸遜之死就與此有關。馬植傑先生曾指出，“孫權與陸遜兩人的矛盾乃是君主專制與權勢大族矛盾的體現”，此言誠然不差，但稍嫌籠統。事實上，夷陵之戰後陸遜集丞相、上大將軍兩職於一身，其威望在孫吳已經無以復加，不僅充當了吳地江東大族中領袖人物的角色，在吳國政壇中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隨著孫吳政權在江東的漸次鞏固，江東世家大族在孫吳建國的過程中也如上所論在經濟、政治上得到了相應好處，但孫權的猜疑之心也與江東世家大族勢力的崛起在同時增長。出於孫吳皇權自身穩定的需要，孫權情願依靠、重用在江東毫無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團，而不願讓世代植根江南的吳地大姓的勢力過於膨脹，必要時也會加以種種限制甚至打擊。因此，孫權逼死陸遜，其矛頭所指實為陸遜身後的江東世家大族，是在孫吳政壇中達到巔峰的江東世家大族的勢力。這可以說是陸遜被逼死的深層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孫權雖對江東大族進行了重大打擊，但孫吳政權和江東大族之間卻並未因此產生難以愈合的裂痕。這是因為，孫權對江東大族的根本利益並未觸及。江東大族憑借世襲領兵制等特權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著大量勞動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吳國政壇的仕途通達依舊，只要假以時日，江東大族勢力必定會在吳國再次崛起。

三

三嗣主時期：面和與心背。

孫亮、孫休、孫皓統治時期，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的關系有著多次調整，以下分而述之。建興元年(公元252年)，會稽王孫亮即位。此時距二宮之爭不久，江東大族剛遭重創，只能采取低調姿態，而宗室與南渡北士的勢力則相對轉盛。當時輔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諸葛恪為首，“權疾困，召(諸葛)恪、(孫)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其中，孫弘、孫峻為宗親，諸葛恪、滕胤、呂據3人為南渡北士，後來雙方展開了一場血腥爭鬥，諸葛恪殺孫弘，孫峻殺諸葛恪，孫峻死後由弟孫琳接掌大權，孫琳殺滕胤、呂據，孫氏兄弟把持吳國內政直到孫休即位初期。這一時期，由於江東大族尚未從打擊中恢復，對孫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間的爭鬥明智地采取了旁觀的態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孫休即位。次年，孫休處死孫琳。此後，孫休一邊依賴南渡北士，一邊重新啟用江東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東大族分享政權的局面。丞相為陳留人濮陽興，大將軍為廬江人丁奉，左將軍張布典禁軍，而山陰丁密為左禦史大夫，會稽賀邵為散騎常侍，秣陵紀亮為尚書令，子紀陟為中書令。同時，繼陸遜之後，以陸抗、陸凱為代表的江東大族新生代領袖人物開始在軍事上嶄露頭角，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吳國實行的世襲領兵制。陸遜卒後，陸抗以建武校尉，“領遜眾五千人”。以後穩步上升，至孫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陸抗為鎮軍將軍，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區。陸凱是陸遜的族子，孫休在位時，“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督長江中遊。此外還有陸胤為安南將軍，督長江下遊的虎林地區。3人均手握重兵，是吳國軍方的實權人物。這一時期的江東大族，不僅政治勢力有所恢復，而且由於握有軍權顯得後勁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