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景遷的史學著作，經常是雅俗共賞，兼顧學術研究與通俗閱讀，一方面讓專家學者思考史學探索的意義與方向，另一方面又讓一般讀者深入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特別是中國人生存的時代環境與生命意義的追尋。他寫的《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與《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最能顯示他史識的通達與文筆之流暢，能夠不偏不倚，就事論事，卻又充滿了歷史的同情與了解，讓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即使難以認同中國歷史的發展，卻也看到生活與奮鬥其中的歷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歷史環境中，奮勇追尋茫茫前途的一絲光明。《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著眼中國近百年文化人與文學家的處境，環繞著康有為、魯迅、丁玲、他們的師生親友，以及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文化空間，寫他們的追求、挫折、困境與期盼；《追尋現代中國》則以教科書撰述通史的形式，歷述明末以迄當代的政治經濟變化，從晚明的繁華到清兵入關，從康乾盛世到晚清頹敗，從鴉片戰爭到康梁變法，從五四運動到共產黨執政，從“大躍進”一直述說到改革開放，同時沒忘了論及曹雪芹與《紅樓夢》、“五四”時期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指出文化變遷的長遠影響。這兩本歷史著作的書寫方式，都是傳統史學呈現歷史全相的主流寫法，出版後，都在歐美圖書市場成了歷史暢銷書，並且自1990年以來，成為西方大學中國史課程的通用教科書，影響了好幾代大學生與文化人。他接著出版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等等，一直到近年的《前朝夢憶》（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每一本書問世，都能生動活潑地呈現中國的歷史經驗，掀起暢銷熱潮，使西方讀者對中國近代歷史變化的認識更加深入，加深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同情。

史景遷的歷史著作如此暢銷，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也就遭到一些傳統學究型歷史學家的諷刺，說他是“說故事的”史學家，不曾皓首窮經、在故紙堆中考據出前人未見的史實，而且視野過度寬廣，未曾窮畢生之力，專注某一樁歷史事件，成為特定歷史題材的“權威專家”。也有些以社會科學方法自詡的社會經濟史學者，認為史景遷著述雖多，但提不出一套理論架構，對歷史研究的科學性毫無貢獻，又不以社會科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為依歸，不曾努力把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納入普世性社會科學，充其量只是引起西方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這些批評其實都是皮相之論，以狹隘的學術觀點、本位主義的專業立場，排斥歷史學的基本人文精神與開發多元的普世關懷。

從政治大事的角度書寫歷史全相，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主流寫法，《春秋》紀事羅列重要事跡，《史記》敘事以“本紀”為經，“列傳”為緯，輔以表記志書，成為中國正史的寫作通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後來的各種“紀事本末”，雖在傳統史學體例之中另列一格，其實還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書寫。不僅中國史學傳統如此，西方史學從古希臘開始，也是以敘述“故事”為主。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糅合各種資料與傳聞，刪汰蕪雜，以“說書”的敘述方式呈現。古希臘文historein，本義是“問詢”，意即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的，“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太史公作《五帝本紀》，記述上古傳聞資料，也面臨類似的問題，自己還作了檢討：“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希羅多德之後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記述往古的傳聞頗不以為然，認為可靠的歷史只有當代的記錄，因此撰寫當代的戰爭大事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資料的“問詢”上有親身的經歷，還可以采訪許多身歷其境的當事人，得以對勘論辯。雖說著史風格有所不同，更加強調資料源的可靠性，但其呈現戰事發生的前因後果，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敘述。不論是司馬遷、希羅多德，還是修昔底德，敘述歷史的修辭手法，都是去蕪存菁，運用明暢的文字，講一個動聽的故事。到了歐洲啟蒙時代，吉本（Edward Gibbon）寫《羅馬帝國衰亡史》，還是遵守這個寫歷史“說故事”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