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掘前奏

良渚地區最早的考古發掘開始於1936年，一個當時年僅24歲，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開啟了日後一系列發掘的序幕。

王魯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發掘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開始進行的，當時施昕更先生是出於什麽考慮想到要到良渚這一帶來進行考古調查呢？

牟永抗11：鴉片戰爭以後，知識界出現了探索中華民族歷史問題的熱潮。這時國內歷史研究對傳統文獻產生了一些懷疑，希望能夠從另外的渠道來獲取新史料，以正確地解讀我們國內的歷史。在這個基礎上，有些學者引進了西方的現代考古學，從而與我們傳統的以“證經補史”為主的經史學並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兩條道路。當時的探索重點是黃河流域，從二十年代就開始了。辛亥革命以後，江南的一些有識之士考慮要把一些先進科學運用到本地來，於是在三十年代創立了西湖博物館，當時的館長是學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蕩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區內）建造公墓時，曾陸續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這些發現引起了西湖博物館的重視，並於5月31日對這一處古遺址進行試掘。施昕更先生當年是西湖博物館地礦部的一個助理員，他參加了那邊的試掘，發現古蕩出土的幾件古器物在他的家鄉附近也發現過。施先生於是回家鄉正式做調查，當時就發現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這一帶的農民有挖玉的風氣，但是這些玉跟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麽關系，他還不很清楚，而且也沒有挖到。

王魯湘：實際上這個地方發現古玉的情況是自古有見。

牟永抗：是的。我們在剛才提到的杭州古蕩地區發掘漢墓時，發現過兩組玉器。這說明至少在漢代，就有人開始搞考古收藏。以後我們在湖州發掘的漢墓裏也發現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這裏收藏古玉的時間應該是很早的。後來春秋墓葬裏也發現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認識的最早歷史可以推到春秋。

王魯湘：這就推到了兩千多年前。後來南宋的官窯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設計者看過良渚玉琮而且照著來做的。當然，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們是什麽年代的，以及是做什麽用的。

良渚文化玉琮

牟永抗：這種琮式瓶在浙江地區一直流傳下來，清初這類東西還是比較多的，雍正時期還做這種藍色瓷的。

王魯湘：那很長時期以來，人們是不是一直把這個東西當作三代以後的？

牟永抗：玉是一種高硬度的材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玉是個非常重要的東西，所謂“玉不琢，不成器”，在沒有金屬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禮記》上面提到過玉，所以很長時間以來，人們認為這一帶發現的玉器只是周、漢之遺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陽發掘到玉，中國玉的歷史才提前到殷。能夠把玉器從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此後一段時間，人們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盡管我們在五十年代就發現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認啊。

到了20世紀，西方田野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後，中原地區先後發現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因此，當時的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誕生的中心區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則都是從中原傳播過去的，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

牟永抗：大概從我開始工作以後，學界對良渚盡管還是很重視，知道有這麽一種文化傳統，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當時學界在發展不平衡理論的影響下，認為中原地區進入文明社會的時候，良渚地區還在蒙昧時代。

王魯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龍山文化看成是一體的。

牟永抗：當時學界認為它比龍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龍山文化向南傳播，跟當地的硬紋陶相結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館成立的序言，這個序言是由當時的著名學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認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於吳王壽夢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時期。

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浙江、上海、無錫、蘇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發掘，研究者們逐漸發現，這一地區出土的器物，在特點及組合形式上，與中原龍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處。於是他們開始思考，先前對於良渚文化的認定，是否出現了差錯；先前的中原中心論，是否也出現了差錯呢？

牟永抗：1959年是建國十周年，當時中國科學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編寫一本《新中國考古收獲》，就在這些器物上探索，覺得這裏發現的黑陶跟原來龍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當時我們考古研究所所長、考古學的前輩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對於江南這一塊以黑陶為代表的文化可以單獨命名，他把這個命名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這四個字叫出來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在這以前，中華大地上是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統的局面，所以在這裏面忽然又出現一個單獨的文化實體，這是非常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