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陷落（第2/21頁）

幾十年時間過去，不要說當年租界當局的審訊者和後來國民黨政府的審訊者沒有搞清楚，就是知道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秘密工作人員的中國共產黨人，也一直不知道他們二人的真實姓名和經歷。

一直到20世紀末蘇聯解體、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大量秘密档案被公布，牛蘭夫婦的兒子、年近70歲的吉米老人，才第一次將其父母的真實情況披露給世人。

牛蘭的真實姓名是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工人家庭，10歲失去父母。1914年畢業於基輔一所商業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作戰勇敢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統治的鬥爭中開始革命生涯，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員，擔任“芬蘭團”政治委員，十月革命時率隊攻打冬宮。1918年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契卡”，到歐洲數國執行任務，在法國被捕，被判處兩年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意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被共產國際定為派往中國的最佳人選，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的工作。

牛蘭夫人的真實姓名是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1891年出生於聖彼得堡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讀於當地的一所貴族學校，後來從事教師職業，專業是數理邏輯。其愛好廣泛，對語言的悟性極高，精通法語、德語、英語、意大利語，還研究過格魯吉亞語和土耳其語。1917年十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受共產國際委派，先後到土耳其、意大利、奧地利等國工作，1925年在維也納與牛蘭相識相戀，1930年初帶著兒子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這是一對經驗豐富的革命者。窮人家庭出身的魯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瑪依仙柯的結合，使他們對各種社會環境具有更大的適應性。

他們在上海要完成的任務集中歸結為三項：

一是利用在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電報、信件、郵包的接收與中轉；

二是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東方各國共產黨人辦理各種手續；

三是利用公開渠道接收共產國際從柏林銀行轉來的款項，分發資助中國及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

即使外行人也能從以上任務得知：牛蘭夫婦負責的這個聯絡站，實際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和資金流的轉換樞紐。

正因關系重大，所以負責此事的人經驗必須十分豐富，行為必須分外謹慎。

牛蘭夫婦完全符合這一條件。他們二人都在多個國家工作過，在上海他們持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化名，登記了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盡量避免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牛蘭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時間，不是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來於上海和歐洲疏通貿易渠道。後來夫婦二人搞了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資金雄厚，信譽也好，在上海商圈裏口碑頗佳。如果不是遠在天邊的那個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約瑟夫違反規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牛蘭夫婦在上海不會暴露。

牛蘭夫婦被捕和機構被破壞，使共產國際支援東方革命的信息、人員、資金轉運通道被切斷。

而且還禍不單行。

本來由於牛蘭夫婦堅守秘密工作制度，縱然通信密碼和資金賬簿被繳獲，但由於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幾乎無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險家的樂園”，全世界各種投機者在此地使用各種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內外，早已見怪不怪了。誰知道這對夫婦在為誰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官員私下說：這個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也只好放人。

此時中國共產黨方面卻出了大問題：中共中央特委負責人之一顧順章被捕叛變。

顧順章化名張華、黎明，江蘇寶山縣人，原為上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時期任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工人糾察隊副總指揮，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上被選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六大後任中央委員。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堅固的能奮鬥的秘密機關，以保障各種革命組織的存在和發展”——領導全國隱蔽戰線工作。特委三名領導人，一是中共六大選出的總書記向忠發，二是當時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周恩來，第三便是顧順章。此人所處地位之重要與關鍵，也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