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狂飆歌（第3/13頁）

從莫斯科飛來了蔣經國，從延安飛走了李德。

1939年仲夏一個星期日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在窯洞中酣睡的李德被一名通信員喚醒。

面前是張聞天寫的一張紙條：“速來機場，你飛往莫斯科。”

從此，他離開了中國。

1932年初，他也是被突然派來中國給佐爾格送款。

也許也像這樣被人從夢中喚醒，也像這樣憑一張紙條？

來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化名、假護照、假職業。走的時候卻倒很是安全。蔣介石提供的專機。周恩來與他同機。毛澤東在機場道別。

來的時候一腔激情。

走的時候滿腹怨憤。

他認為中國同志虧待了他。中國革命虧待了他。他承認的唯一缺點，是不了解中國國情。

白求恩不遠萬裏來到中國，也不了解中國實情。當他在根據地看到簡陋的醫療衛生條件、粗糙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手術器具時，不也大發其火、相當嚴厲地指責八路軍的醫生們嗎？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率加拿大醫療隊離開延安，6月初到達嵐縣。6月中到達五台。到達五台以前，他寫了下述報告：

“醫療技術：相當差。沒有合格的醫生，亦無醫科學生。醫生缺乏外科原理、消毒、防腐等基本知識。”

“醫院的設備：很差。沒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壺，也沒有床單、枕頭，僅有五十床供重傷員使用的棉被……沒有達金氏沖洗液，膠皮管、灌腸器，也沒有膠皮墊子和手套。只有十幾塊當夾板用的木板……”“食物：不充足。幾乎沒有肉，亦無蛋、牛奶等食物……”

白求恩也好，李德也好，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國革命，難免在不了解情況，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況的情況下，從他們原有的條件、環境，從他們原來接受的知識和受到的訓練出發，發出一些對我們革命情況不盡適合的命令與指責來。

關鍵還是我們中國同志。

我們是學習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長處，引導他們認識中國實情，還是把他們的經驗奉若神明、把他們的話語當做指示，“一句頂一萬句”？他們是先生，同時也是學生。不把握這一點，不引導他們學習和了解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不用事實去向他們證明他們某些東西與中國實情的脫節處，結果反而限制了他們本來應該發揮的作用。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志，最終反而害了李德。

1936年在陜北，李德曾深有感觸地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采取什麽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他並非一無所獲。

伍修權後來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他作為一個外國革命者，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七年多，這種獻身精神也還是可取的。不過當時我們在領導上把他擺錯了位置。……他的錯誤有主觀原因，也有其客觀因素，即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特別是中共黨內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對此，我們都應更客觀和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白求恩後來終於理解了中國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他真心實意地向那些在簡陋環境中用簡陋器械完成救治的中國醫生道了歉。那張他躬身在一個簡陋的破廟裏實施手術的照片，成為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白求恩形象的寫照。那個地方做手術肯定不符合西方醫學要求，但又恰恰是這張照片，活生生展現了這位外國專家獻身中國革命的感人情景，也成為白求恩一生中最動人的形象之一。

在他去世以後，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紀念白求恩》，稱贊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這篇文章後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老三篇”。

這位在十幾億中國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加拿大人，終於使其本國人民也知曉了這個英雄。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後，加拿大政府在他的家鄉建立了一座白求恩雕像，作為中加友誼的象征。

還有李德的上級、蘇軍總參謀部上海小組負責人佐爾格。

佐爾格1933年以後從上海轉去日本。因為在東方對蘇聯威脅最大的就是日本。頭兩年他不提供情報，專打基礎。他埋頭閱讀大量有關日本政治、經濟方面的書籍，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頗具獨到見解的文章，甚至於1934年加入納粹黨。到1936年中期，佐爾格在日本的地位已經相當鞏固，他開始正式工作了。從1936年1月至1941年10月，他向聯共（布）中央上報了806份電報情報。還不算此期間通過信使報上去的大量文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