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

再回過頭來看當時的情況。

關於“戊戌變法”：

論天時，危機感籠罩之下，為民族謀出路極得人心，許多士大夫都支持變革，至少慈禧一開始並不反對變法，否則，變法一百天都不可能堅持。

論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陳寶箴那樣堅定的維新派，在湖北，有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袁世凱和李鴻章也基本上支持變法，有這些人的表率，其他觀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時日，也並非不能跟上來。

論人和，皇帝站在了變法的中心，還有一部分大臣，許許多多有科舉功名的讀書人都站到了這一邊。

因此也不能說變法就注定會失敗，之所以失敗，就敗在維新派自己手中。

首先是光緒自己的問題。據史料反映，作為維新派領袖的光緒，他和變法骨幹康有為、梁啟超等竟然只見過一次面，都沒有開會弄個民主集中制集思廣益，真搞不清光緒到底在打什麽算盤。

於是，在一百零三天的變法中，就形成這樣一種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緒皇帝拿。不過光緒的政治手腕還是太嫩了點，又嚴重缺乏執政經驗，操之過急，沒有規劃，沒有步驟，不懂妥協，時而獨斷專行，時而當斷不斷，旨意一天三變，恨不得幾天之內就把幾千年的積弊翻轉。結果從中央到地方都陽奉陰違，包括那些真想變法求強的官員都無所適從。

光緒有熱血、有動力，很努力，可是缺乏歷練，太沒有經驗，如果有幾位穩重的能臣輔助的話，也許會好很多。

然後是康有為等維新派自己的問題。

先看看不怕流血犧牲的譚嗣同。這位仁兄在甲午戰爭馬關議和時上奏說：我們將外蒙古、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讓給俄國，每平方公裏五十兩銀子，加起來十億兩白銀，兩億兩給日本，剩下的變法（《譚嗣同全集·奏折》）。

就沖這個奏折，譚嗣同的政治智商就有問題。

康有為這幾個人之中，官階最高的也就是軍機章京楊銳等四人（四品），康有為本人僅僅只是一個六品小官。而他們的對手則是掌握了帝國軍隊、政治話語權的頑固派。

雙方的力量對比，不啻螳臂當車！

遙想當年，名垂宇宙的文人領袖、北宋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進行變法，最後也是以失敗而告終！此時彼時一對比，除了王安石名氣更大、實力更強以外，康有為和王安石失敗的原因都一樣：這兩位都是太固執且自負的人，太急於求成。

瞧瞧康有為他們提出來的一些變法措施：

一、取消旗人特權，讓其自謀生計。這一下子，全體旗人算是被得罪了。

二、廢除八股，令各書院一律改為學西學的學堂。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學八股的文人們算是被得罪了。

三、裁汰冗員，撤銷閑散重疊機構。這一下子，把大多數官員得罪了。

四、大規模裁減綠營兵。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軍人”（這幫人本身也不配叫軍人）給得罪了。

康有為他們提出的這些建議的確都對國家有利，但他太著急了。變法剛開始，他的這些建議就把讀書人、“軍人”、官員、貴族全給得罪了。換句話說，除了堅定的維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這實在是沒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現。

與伊藤博文等變法者比起來，康有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樣。

任何自上而下的變法，在新勢力沒有絕對實力消滅舊勢力的時候，一定不要魯莽急進，而是應該穩健漸進，避免得罪整個既得利益集團。康有為的做法則恰好相反，他想一刀滅掉整個既得利益集團，一次性革除幾千年的積弊，結果導致害怕失去權力的慈禧太後突然翻臉，整個局面翻盤。

一切都已經結束了。

袁世凱成了這場政變中的大輸家。因為他犯了一個錯誤：組織錯誤，站隊很模糊，一點都不旗幟鮮明！

在康有為、梁啟超的生花妙筆下，他成了賣友求榮、出賣革命的罪魁禍首。

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緒、康有為信任的對象，是未落網的維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兩邊討好的投機分子罪名懲治袁世凱。

危急關頭，榮祿出現了。平時受了袁世凱不少糖衣炮彈的榮祿替袁世凱求情。榮祿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給的。

收錢真辦事，榮祿是個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凱不死也得脫層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