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步步相逼（第3/9頁）

事情弄到這種地步，再聚一起就不開心了。黃興等人便離開東京，前往南洋，這些人後來稱為“南洋派”，留在東京的黨人則稱為“東京派”。

熊克武原先屬東京派，也在志願書上按過手印，但後來因與川籍黨人在經濟問題上發生爭吵，一氣之下離開東京投奔黃興，從而加入了“南洋派”。

隔閡就從這時候開始產生了。在熊克武的記憶裏，再也找不到當初在東京見到孫中山時那種崇拜者偶像的感覺。再度回川後，兩人即很少有書信往來，熊克武基本不向孫中山報告川省情況，一切都是他自己判斷自己做主。

孫中山也並非聖人。他起初任命四川督軍時，提名的就不是熊克武，只是那人自覺資歷尚淺，自動退出了。

就算彼此表面上把謊撒得再漂亮，熊克武也知道他與孫中山的真實關系如何。自從黃興死後，“南洋派”在國民黨中就明顯落於下風，得勢並且受到孫中山信任的基本全是“東京派”。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了這麽多年的命，到頭來，一個站隊卻把一切都給統統抵消了。

信念這東西可以相信嗎，誰知道呢。

熊克武聞知孫中山起初的提名人選後，氣得連督軍都不肯就任，仍然是當他的“四川總司令”。

假如熊克武在戰爭中失敗了，自然另當別論，但是他贏了。

贏家通吃的法則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適用。孫中山事前沒有把籌碼放在熊克武身上，事後就嘗到了苦頭——他委任楊庶堪為四川省長，熊克武卻自行發出通電，宣布由他本人兼攝軍民兩政，同時派但懋辛代理省長。

楊庶堪手裏拿著孫中山的委任狀，那邊卻早已名花有主，弄得這位先生滯留上海，將近半年之後才得以在成都就職。

楊庶堪早年執教於四川高等學堂，其人學貫中西，是革命黨人中少見的博學之士，向來深受孫中山器重。由楊庶堪來負責治理四川民政，應該說是上上之選，他本人也很想協助熊克武在四川做出一番事業。可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熊克武此刻早已不當楊庶堪為好友加戰友了，而視之為孫中山在四川的代理，或者說難聽點，是孫中山在他身邊安的釘子。

有釘子，就得拔掉它，熊克武自此處處對楊庶堪進行掣肘。要辦民政，當然離不開錢，恰恰熊克武就在這方面掐脖子，以致鬧出了“熊楊爭款，幾於用兵”這樣的荒唐事。

在一籌莫展的情況下，楊庶堪按照孫中山的指示，保舉廖仲愷為四川財政廳廳長，蔣介石為警務長，欲以這兩人作為自己的左膀右臂。

熊克武毫不客氣，利用四川省議會來加以反對。廖蔣都是明白人，中途聽到消息，知道自己不受歡迎，就馬上折回了廣東。

都是同志，可有時候同志之間的仇恨，還勝過敵人。熊克武此舉，不僅令楊庶堪備受打擊，而且也讓孫中山十分難堪。

楊庶堪無奈之下，只得借老父生病為由請假，想以此來緩解雙方矛盾。

孰料你越軟，他越狠。熊克武沒有一點要收手的意思，在楊庶堪假滿復職後，他索性以督軍的名義，將本來應由省長指揮的全川警備隊給接收了。

接下來，熊克武又做了一件離譜的事。

1920年2月，熊克武通電就任四川督軍，距離孫中山的任命已過去將近一年。就在這封通電中，熊克武竟稱北平政府的首腦為總統、總理。

在當時，南北完全對立，任命熊克武為督軍的也不是北平的那個“總統”或“總理”，而是孫中山。北平政府接到通電後，自然對南方黨人極盡嘲弄之能事。

唐繼堯的第二張牌，是“實業團”。

四川國民黨人一直有兩大派別，或者說兩座山頭。一派叫做“九人團”，這一派以熊克武為首，包括但懋辛等人在內，都是日本軍校生，前後共有九人。另外一派叫做“實業團”，由四川學界的師生組成。辛亥革命後，其中一部分人從政，另外一部分人則投筆從戎，成為“長衫軍人”。

簡單說來，“九人團”偏重軍事，“實業團”則關注民政。實業團名稱的來源，就在於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勝利後，應將革命活動轉向經濟活動，因此實業團不像九人團那樣動輒喊打喊殺，具體觀點上也頗多分歧。

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團”，與“實業團”之間向來就不對付。熊克武在重新編組部隊時，對長衫軍人所率的民軍多持歧視態度，護法戰爭中損失的槍彈也不補充，這使得“實業團”與熊克武的距離越來越遠，直到遵從孫中山指示，“擁楊反熊”（擁護楊庶堪，反對熊克武）。

1920年3月，孫中山在給唐繼堯的電文中，毫不隱諱地拿出了自己的“棄熊計劃”，實業團的反戈一擊正是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