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皇帝與無冕之王（第2/3頁）

可是，這個顯然已經屬於從輕發落的判決到了大理寺少卿張睿冊那裏，卻仍舊被視為量刑太重。張睿冊馬上推翻了下屬張山壽的判決，改判禇遂良無罪；理由是他購買土地的價格是按照國家的征收價，並不算強買強賣，當然也就不存在什麽涉嫌受賄的問題了。

如果說張山壽的判決已經有輕描淡寫之嫌，那麽張睿冊的改判則是赤裸裸的官官相護了。監察禦史韋思謙義憤填膺，當即上奏抗辯。他認為：“國家征收土地是一種政府行為，而官員們的私下交易純屬個人行為，豈能按國家征收價執行？張睿冊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諂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當誅！”

在弄清基本事實並聽取雙方的意見之後，高宗李治采納了首席宰相長孫無忌的建議，作出了最終裁決——將禇遂良和張睿冊一起貶職。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為同州（今陜西大荔縣）刺史，張睿冊被外放為循州（今廣東惠州市）刺史。

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買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經了結，但是李治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

首先，禇遂良是當朝宰輔，又是太宗皇帝親自指定的顧命大臣，如今卻觸犯法律，不得不被貶出朝廷，李治實在是有些於心不忍；其次，這個案件本身的性質並不嚴重，可是在審理過程中卻暴露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司法官員似乎都在有意袒護身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張膽地維護他。

這個現象頓時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覺——莫非朝中隱然已有朋黨跡象？莫非張行成所說的“大臣陰謀”，已經在此露出了端倪？

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或者說為了打消自己的疑慮，李治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閏九月，與首席宰相長孫無忌進行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談話。

這番君臣對話表面上波瀾不驚，雙方都顯得和顏悅色，可實際上卻暗藏機鋒，充滿了弦外之音。

話題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說：“朕廣開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對朝政有益的意見，以備擇用采納，可為何一直以來上疏雖多，但卻一無可用呢？”

長孫無忌從容自若地說：“自從陛下即位以來，政治清明，法律齊備，既無遺漏，更無缺失，所以，那些企圖通過進言獲得超擢任用的僥幸之徒，自然是無從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會看不到對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論。當然了，無論如何，廣開言路還是有必要的，或許偶爾能聽到一些真知灼見，倘若杜絕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達了。”

長孫無忌一番話說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卻聽得很不是滋味。

誰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權全部掌握在長孫無忌手裏，所以，與其說他這番話是在誇高宗治國有方，還不如說他是在誇自己輔政有術。說什麽政治清明，說什麽法律齊備，把朝政誇得完美無瑕，到頭來還不都是在誇你自己嗎？

況且，李治的政治經驗雖然還不太豐富，但他也不是一個一無所知的笨蛋，最起碼他知道當下的政治存在問題。可讓他滿腹疑惑的是，長孫無忌為何要極力否認並掩蓋這個事實呢？早日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嗎？除非問題就出在這個企圖掩蓋問題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們公然袒護禇遂良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禇遂良與長孫無忌的關系更是眾所周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臣們真正忌憚的也許並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後的長孫無忌。進而言之，如果說大臣們已經在朝中結成了一個朋黨，那麽這個朋黨的領袖也必然是當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長孫無忌！

思慮及此，李治決定繼續往下追問。

他現在關心的已經不是長孫無忌能否給他答案了，而是長孫無忌會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回答他的問題。

李治若無其事地瞥了長孫無忌一眼，淡淡地說：“朕最近聽說，朝廷有關部門在辦事的時候，大多講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聞？”

長孫無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說：“講面子，講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難免，但是在聖賢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會逐漸朝公心轉化。至於說朝中有人膽敢徇私枉法，臣敢斷言必無此事。不過嘛……”長孫無忌頓了一頓，接著說：“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連陛下也在所難免，何況朝臣們只是偶爾照顧一下親戚，臣豈敢保證絕無此事？”（《舊唐書·長孫無忌傳》：“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枉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