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第3/4頁）

姚崇很清楚，雖然他和劉幽求他們一樣，都是李隆基的心腹股肱，但是單純從擁立李隆基為帝的角度來說，劉幽求等人的功勞是遠遠大過他的。所以姚崇覺得，如果不將劉幽求等人徹底排擠出朝，他的宰相之位就不可能牢固，更難以放手施政。

為此，姚崇毫不猶豫地告發了劉幽求和鐘紹京。

開元二年（公元714年）閏二月，玄宗命姚崇對劉幽求和鐘紹京立案審查，準備治罪。劉、鐘二人不服，不斷上疏抗辯。

其實，無論是玄宗還是姚崇，他們的目的一樣，只是想把劉幽求等人逐出朝廷而已，並不希望事態擴大。所以，當劉、鐘二人極力抗辯，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的時候，姚崇便又恰到好處地站出來打了一個圓場。他與另兩個新任宰相盧懷慎、薛訥聯名，向玄宗奏稱：“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劉幽求等人都是功臣，忽然轉任閑散職務，心情難免沮喪，此乃人之常情。功勞既大，所受的榮寵也深，一旦逮捕下獄，恐怕會驚動朝野輿論。

姚崇的言下之意，就是暗示玄宗見好就收，不宜把事情做得太絕。

玄宗心領神會，當即貶劉幽求為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刺史，並把他的七百戶封邑削掉了六百戶，同時貶鐘紹京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刺史。

不久，在姚崇的積極配合下，玄宗又把王琚、魏知古、崔日用等人也先後貶出了朝廷。

至此，昔日輔佐李隆基君臨天下的政變功臣基本上已被貶黜殆盡。

這就叫飛鳥盡，良弓藏。

此乃政治角鬥場上的遊戲規則，自古皆然。更何況，為了徹底改變自神龍革命以來政變頻仍，皇權危弱的局面，李隆基也只能這麽做。

《新唐書》稱：“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然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這“不可與共治平”一語，道破了玄宗罷黜功臣的個中原委。

從歷史上看，這“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一幕，幾乎也是每個強勢帝王為了鞏固皇權，開創大業而必修的一課。尤其對李隆基這種非嫡長子出身，並且靠政變上台的皇帝而言，這更是他親政之初的勢在必行之舉。

作為睿宗庶出的第三子，相對卑微的出身始終是李隆基的一塊心病。所以，如果想要坐穩皇位，他就必須在擺平功臣的同時——再擺平宗室。

當時，能夠對李隆基構成潛在威脅的宗室親王，就是他的四個兄弟和一個堂兄（豳王李守禮）。一開始，李隆基對五王采取的主要是懷柔手段，“專以衣食聲色蓄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讓他們在富貴溫柔鄉中當逍遙王爺。

每當政務之余，李隆基總是陪五王一起尋歡作樂，彼此間不以君臣相稱，而以家人之禮遊處，有時候一起到郊外擊毬、遊獵，有時候召他們入宮一同宴飲、鬥雞、下棋、吟詩作賦、演奏樂器，待酒足飯飽，笙歌散盡之後，就用特制的“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據說，要是諸王偶染微恙，李隆基便會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有一次薛王李業生病，李隆基甚至親自為其熬藥，以致胡須不小心被火燒著了，左右大驚失色，連忙撲火，李隆基卻說：“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由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稱贊天子李隆基“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繼感情籠絡之後，李隆基又在制度上采取了防範措施。開元二年六七月間，在宰相姚崇等人的建議下，玄宗把五個兄弟都外放到了地方上擔任刺史，並且規定：五王到任後不負責具體政務，一切州務都交由僚佐處理。到了開元八年左右，玄宗的皇權已經相當鞏固了，才讓五王陸續回到了長安，授予了他們司空、司徒等榮譽銜，同時嚴禁他們“與群臣相結”。

就這樣，在玄宗的情感安撫和制度約束之下，這些親王都學會了夾起尾巴做人，在余生中始終表現得臨深履薄，謙恭謹慎，讓一些野心家即便想利用他們搞陰謀也無從下手。有些僥幸之徒想要輕舉妄動，到頭來也只能自遺其咎，招致禍敗。比如開元八年，有幾個朝臣就跟岐王李範、薛王李業走得很近，企圖背著玄宗搞一些小動作，最後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貶謫流放的下場。

事後，李範和李業惶恐不安，主動向玄宗請罪，李隆基還安慰他們說：“我們兄弟親密無間，都是一些趨炎附勢之徒強相托附，我不會責怪自己的兄弟。”最後，為了表明自己對兄弟的真情，李隆基甚至賭咒發誓說：“倘若我有心猜忌兄弟，就讓我天誅地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