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賢臣的典範（下）（第2/3頁）

盡管宋璟有嚴明高潔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宋璟在為相期間也犯了兩大錯誤，從而導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個錯誤是在治理經濟方面，具體而言就是貨幣政策的失敗。

唐朝的貨幣流通領域從立國之初就一直存在一個嚴重問題，就是政府的貨幣供應量始終不足。由於當時的貨幣以銅鑄為主，不像我們今天的紙幣想印多少就有多少，而銅礦的開采量畢竟是有限的，所以銅錢長期無法滿足市場和貿易的需要。

唐朝的貨幣發行始於高祖武德四年，稱為“開元通寶”，規定每個銅錢的直徑為0.8寸，重二銖四分（約5克）。在官鑄貨幣發行的同時，政府明文規定：民間不得盜鑄，違者處以死刑，家屬籍沒為奴。

然而，隨著唐朝立國日久，經濟逐漸繁榮，市場對貨幣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政府發行的貨幣完全不能滿足民間的需求，於是開始出現私人的盜鑄，當時稱為“惡錢”，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假幣。既然是民間私鑄的假幣，在成色和份量上當然與官鑄貨幣不可同日而語，但它卻可以極大地緩解市場需求，因而禁止盜鑄的法令變成形同虛設。到了高宗顯慶、乾封年間，惡錢已經在市場上廣泛流通，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政府在屢禁不止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溫和的幹預手段，下令用官鑄一錢兌換五惡錢，再將惡錢回收銷毀。

但是，這個措施卻沒有得到有效的實行。道理很簡單，官府以一抵五，意味著老百姓手頭的錢就要貶值80%，哪個傻瓜願意乖乖地把錢拿去兌換呢？於是民間大多把惡錢藏起來，等禁令松弛了，再把錢拿出來花。不僅持有者不換，鑄造者更是加大了盜鑄的規模。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盜鑄者甚至把鑄幣工場設在了船上，然後把船劃到江心，讓你鞭長莫及。所以高宗政府雖一度想要推行新貨幣“乾封泉寶”（其尺寸和重量都比“開元通寶”略大），到最後還是歸於失敗。用現代經濟學的話說，這就叫“劣幣驅逐良幣”。

到了武周時期，惡錢的成色和質量越來越差，連鐵和錫都摻進了銅錢裏。也就是說，盜鑄的成本越來越低，利潤越來越高，於是惡錢更是泛濫成災。江淮一帶的百姓紛紛以鑄錢為業，假幣制造商們要麽把工場隱藏在崇山峻嶺之中，要麽設在船上，直接劃船出海，讓官府的緝捕人員要麽高山仰止，要麽望洋興嘆。

及至開元初年，作為政治和經濟中心的長安和洛陽兩京，惡錢已經滿天飛了。有的假幣制造商幹脆不用銅，而全部用價值低，熔點也更低的錫來鑄造，片刻工夫就能鑄造數十上百個錫錢，在市場上也同樣大行其道。

惡錢的大量制造和普遍流通固然彌補了政府貨幣供應的不足，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會導致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其次，致使百姓“皆棄農而競利”，破壞農業生產；最後，利入私門，使國家財政受到私鑄貨幣的左右，嚴重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

這種現象當然引起了宋璟極大的關注和憂慮。開元六年春，在宋璟的主持下，唐朝廷再度下令禁止惡錢，規定只有重二銖四分的標準銅錢才能繼續流通。此次禁令在兩京得到了比較嚴格的執行，長安和洛陽市面上的惡錢迅速被大量回收銷毀。

然而問題卻接踵而至，民間的貨幣流通量驟減，直接造成了貿易萎縮和市場蕭條，於是兩京輿情嘩然，百姓怨聲載道。宋璟當即采取補救措施，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後，動用國庫存款二萬緡，以市場價格購入百姓手中滯銷而官府可用的商品，同時讓兩京的各級政府官員預支薪俸，以便讓官鑄貨幣迅速占領流通領域。

開元七年二月，宋璟又采取了一項強力措施，將國家糧食儲備庫（太府）和州縣儲備的十萬石粟米出售給百姓，借此吸收民間惡錢，然後全部予以銷毀。稍後，宋璟又派遣監察禦史蕭隱之前往私鑄惡錢的重災區——江淮流域，負責惡錢的禁止和收繳。

應該說，宋璟的上述舉措都是對的，於國家也是有利的。可問題是，對的不見得是好的，於國家有利的也不見得是於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蕭隱之前往江淮以後，為了急於搞出政績，動用了極為嚴厲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僅挨家挨戶收繳惡錢，而且“捕責甚峻”。（《新唐書·食貨志》）如此一來，不但為數眾多的假幣制造商破產、坐牢，並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經濟上也蒙受了巨大損失，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市場的蕭條乃至癱瘓。

到了開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個江淮地區已經被蕭隱之搞得民怨沸騰，百業凋零，原本甚為合理的經濟政策到頭來變成了徹底的擾民之政。有鑒於此，玄宗不得不罷免了蕭隱之的官職，隨後禁令取消，惡錢復行。而宋璟作為這項政策的制訂者和負責人，當然也被玄宗記了一大過。